1968年9月，我七岁，娘领着我到公社小学报名读书。

到了学校，老师却说，全公社的适龄儿童一共还不到10名，凑不齐一个班，今年不招生。

娘叹了口气，摸了摸我的脑袋：“大娃子，今年上不了学，明年再来吧。”就这样，我攥着一把小锄头，跟着娘到生产队学做农活。

那时，农村实行集体劳动，评工分。壮劳力一天记10分；妇女一天记8分。到年底，10个工分值一毛钱。

生产队队长是个黑脸汉子，说话嗓门大得像吵架。他眯着眼打量我半天，吐出两个字：“你只能记1分。”

娘一听急了：“干一天活挣1分，一年干360天才挣360分，也就是三块六毛钱，还不如多扯几把猪草，让猪多长几斤肉划算。”

娘没让我到生产队去挣工分，而是天天在家割猪草、捡牛粪狗粪。

秋后的一天，娘带着我到北极牧场的亲戚家吃喜酒。路上，忽然看见一群羊，足有100多只，走在最前头的是一只大公羊，体态雄健，毛色金黄，傲慢地瞅着我们，两只犄角像两把匕首，直直地向外伸着。一个男孩骑在大公羊的背上，手里捏着根细细的黄荆条，晃悠悠地赶着羊群。羊群走过，扬起细碎的黄土，空气里飘着一股腥臊却鲜活的气息。

几只小羊瞧见我，像是遇见了玩伴，主动“咩咩”叫着示好。我也学着它们的样子回叫，小家伙们立刻摇着小尾巴跑到我跟前，先用鼻子在我的裤腿上嗅了嗅，又伸出舌头舔我的手。

小羊柔软的舌头舔在掌心，那股痒酥酥的暖意，让我瞬间着了迷。一个念头冒了出来：我也要养羊。

回家后，那群羊、那个骑羊的男孩，还有小羊温顺的模样，总是在我的脑海里转。我扯住娘的衣角，晃着胳膊央求：“娘，给我买几只羊吧！我要放羊！”

“你要放羊？”娘看着我，“羊天天得吃草，晴天要一早牵上山，傍晚牵回来；下雨天还得割新鲜草喂！”

“我要喂！保证放好羊！”我拍着胸脯做保证。

“真想好了？说出口的话，就像钉子钉木头，不能反悔！”娘的表情忽然严肃起来。

“想好了！”我把胸脯拍得砰砰响，“我一定能养好！”

娘定定地看了我几眼，缓缓点了点头：“行，反正你这一年也上不了学，我托人给你买两只。”

几天后的傍晚，娘从外面回来，手里攥着一根麻绳，绳子那头牵着两个毛茸茸的小东西。

那是两只正宗的南江黄羊。

南江黄羊名气很大，长得快、体型大，肉质细嫩无腥味，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当时，一般人是买不到的，娘是托北极牧场的亲戚，花了8元钱买的。

两只小羊羔，棕红色的毛沾着些尘土。也许是第一次离开母羊，它们怯生生地挨着门槛站着，细腿微微打颤，一双圆溜溜的眼睛四处张望，“咩咩”叫个不停，像是在寻找它们的爸爸妈妈。

我高兴得跳了起来，蹲下身子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小羊。它们湿漉漉的鼻子凑过来，在我手上闻了闻，随即伸出温热的小舌头舔了舔我的掌心——这是认下我这个小主人了。

大一点的是只公羊，脸膛乌黑，我给它取名“黑子”；稍小的是只母羊，毛色泛黄，就叫“黄毛”。我转身跑到自留地里，薅了一把鲜嫩的青菜叶，递到它们嘴边。两只小羊立刻张开小嘴，认认真真地啃食起来。

开头那几天，我劲头十足。天刚麻麻亮，不用娘喊，我自己就爬起来，穿好衣服解开羊绳，牵着黑子和黄毛往草茂盛的地方去。小羊像是摸清了我的作息规律，每天到了起床时间，就“咩咩”叫着催我，生怕晚了一步吃不上鲜草。

可日子一长，放羊的枯燥劲儿就上来了。一个人蹲在坡上，看着漫山遍野的草，连个说话的伴都没有，更别提跟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玩闹了。我索性找了两棵小树，把羊分别拴在树上，让它们吃周围的草，下午再换一个地方，这样就腾出时间和小伙伴们疯玩了。

再往后，我越来越厌倦放羊。这活儿不仅占了我跟小伙伴们玩耍的时间，还耽误我睡懒觉。

有一天早晨，北风呼呼地刮着，从窗户缝里钻进来，直吹到我的枕头边。小羊在外面“咩咩”叫，娘催我起床。我掀开被子坐起来，刚要穿衣服，冷风像刀子似的刮在身上，我又赶紧缩进温暖的被窝。心想：再睡一会儿，等吃了早饭再牵羊出去也不迟，饿这一会儿饿不死。

“羊都叫你好几遍了，快点起床！”娘的声音又响起来。

“要得！要得！”我嘴上答应得干脆，身子却赖在被窝里没有动，迷迷糊糊间又睡着了。

突然，“呼啦”一声，被子被猛地掀开，刺骨的冷风瞬间裹住全身。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啪”的一下，屁股上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疼痛。

娘站在床前，手里攥着一根细竹条，脸板得像青石：“羊是你哭着喊着要买的！现在想偷懒？不行！你不想养也得养！连养好一只羊的恒心都没有，你这辈子还能做成什么事？快滚起来！”

娘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可她的道理，就像手里的竹条一样，直接又干脆，疼得让人记到骨子里。

我咬着牙，哆哆嗦嗦穿上冰凉的衣裤，牵着同样冻得瑟瑟发抖的黑子和黄毛，走进了呼啸的寒风里。那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似的疼。那天，我直到早饭时分才把羊牵回家。

小孩子的玩心，就像关不住的小鸟。有一天，我把羊牵到后山坡，那里的草长得旺，黑子和黄毛埋头吃得欢。我口有点渴，心想它们肯定舍不得离开这片嫩草，便跑回家去喝水。刚进院子，就听见“哗啷啷”的声响——隔壁二娃子正在滚铁环。铁环撞在青石板上，那清脆的声响一下子勾住了我的魂。

“二娃，给我玩玩！”我冲过去一边喊一边从二娃手中夺过铁钩玩了起来。谁知这一玩，竟把放羊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直到太阳晒得头皮发烫，我才猛然想起黑子和黄毛，魂都吓飞了，拔腿就往后山坡跑。

后山坡空荡荡的，不见羊的影子，我顺着地上的羊蹄印，终于在王婶的自留地边看到了那两个惹祸的家伙。

王婶有一片自留地种的豌豆。豌豆苗被黑子和黄毛啃得乱七八糟。小羊边吃边拉，地里到处都是羊屎和羊蹄印。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吓得一片空白。

王婶的骂声，半个生产队都听得见。她叉着腰站在我家门口，手指头差点戳到娘的鼻子：“看看你家大娃子干的好事！我辛辛苦苦种的豌豆，全让你家的羊给毁了！”

娘的脸一阵白一阵红，她不停地弯腰作揖，赔着不是。还转身进屋抱出一个大南瓜，塞到王婶手里。

“他婶子，这个你拿着，算我赔你的。大娃子我一定好好教育！”娘的声音低低的，带着一丝颤抖。

王婶抱过南瓜，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这才骂骂咧咧地走了。

门“吱呀”一声关上，屋里静得可怕。娘没说话，也没看我，她走到门后，拿起那根常用来教训我们的竹条，刷地朝我屁股上抽来，边抽边骂：“你偷懒！你还敢偷懒！”

竹条子落在我的屁股上，也落进了我的心里。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偷懒了。

经过我的精心照料，黑子和黄毛的毛越来越亮，身子一天天壮实起来，圆滚滚的肚子摸上去硬邦邦的，全是结实的肉。第二年八月，两只羊都长到了六十多斤。

羊长大了，我也终于能上学了。赶场那天，娘牵着黑子和黄毛上街，几个羊贩子瞧见这两只身强体壮的羊，争着要买回去做种羊。

娘把羊绳交到买主手里时，黑子和黄毛像是察觉到要换主人了，回过头“咩、咩——”地冲着我叫，一副恋恋不舍的模样，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赶紧转过身，用袖子使劲抹，不敢再看它们。听着那一声声“咩咩”渐渐远去，我的心像被什么揪着似的痛。

两只羊卖了三十五元，除去8元买羊的本钱，赚了整整27元。在20世纪70年代，这样一笔钱，可算是一笔巨款了，一个成年男人在生产队辛辛苦苦干一年，也不一定能赚这么多。

娘拿着这笔钱，先去供销社给我扯了一段蓝布，送到缝纫社做了两套新衣服；又去文具店，给我买了铅笔、作业本，还有一个草绿色的方方正正的书包。

最后，娘拉着我的手，走到街中心那家总飘着香味的国营食店，朗声说：“同志，买个肉包子。”

一个白白胖胖的肉包子，服务员用桐木叶托着，递了过来。娘把包子塞到我手里，说：“吃吧，这一年你起早贪黑喂羊。”

一个肉包子，算是对我喂养的犒劳。我捧着热乎乎的包子，像捧着一个宝贝。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滚烫的肉馅混着葱香和面香，顺着喉咙滑下去，一路暖到心里。那股暖意，仿佛把之前所有的冷风、鞭痕和委屈，都熨得平平整整。

我抬起头，看见娘正看着我笑。那笑容，和我记忆里的任何一次都不一样，没有疲惫，没有严厉，只有满满的、快要溢出来的柔和。阳光照在她眼角细细的皱纹上，亮晶晶的。

1969年秋天，我背着草绿色的书包，终于走进了公社小学的教室。坐在硬邦邦的条凳上，闻着新书本散发的油墨香，我的心里踏实极了。

几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吃过羊肉。因为一看到羊肉，我就会想起黑子和黄毛，想起七岁那年，我轻飘飘许下的承诺。如果不是娘的棍棒教育，我恐怕根本坚持不下来。

我的人生第一课，不是汉语拼音，也不是数学，而是放羊；我的课堂，不是学校，不是教室，而是青草萋萋的山坡。

□黄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