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渠县在梳理千年文脉、坚定文化自信的过程中，除了似是而非的“西南道家鼻祖”鹖冠子（賨人，游学楚地），少不了要说到北宋经学领袖黎錞，“黎状元”的传说经久不息。我们参观广安前锋区的黎氏宗祠（状元第）、黎氏邦祥祠堂发现，他们也以黎錞而引以为傲。去翻看“度娘”的条目，查阅北宋时代黎錞朋友的诗文集，都是“黎錞，字希声、广安人”，这让渠县乃至达州人“有点不爽”。
黎錞，是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的进士而非状元。同年科考“状元郎”贾黯，是河南邓州穰县（今河南邓州）人。但是，黎錞也很不简单，与苏洵是好朋友，与苏轼、苏辙兄弟是忘年交，与不喜欢《春秋》的“拗相公”王安石唱“对台戏”。不仅有《春秋经解》十卷、《荀子校勘》二十卷传世，而且有欧阳修“文学苏洵、经术黎錞”的“推荐词”。苏洵去世（1066年）后，宋仁宗下诏召黎錞为侍讲学士，不带讲义却能滔滔不绝的“黎学士”在国子学“倾倒一大片”。但是，好友苏轼、刘邠却戏称其为“黎檬子”，成就一段文坛佳话。
“政见不合各走各道”，得罪王安石的黎錞自请外放回蜀，历雅、蜀、眉、简四州，尤以眉州政声卓著，苏轼眉州《远景楼记》可以为证，被百姓挽留“连任一届”。元丰七年（1084年）以“朝请大夫”致仕，元祐元年（1086年）哲宗即位加官“朝议大夫”。元祐八年（1093年），黎錞去世。所以，好友吕陶在绍圣四年（1097年）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为《朝议大夫黎公墓志铭》，称其归葬“广安军渠江县敦义乡书台里书台山下”。黎錞是达州（渠县）人，还是广安（前锋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达到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地步。
石碑记载：
两地实证的时空对话
1983年深秋，渠县县委宿舍大楼建筑工地的铁锹与石头的撞击声，唤醒了一段沉睡的历史。当泥土被小心拂去，道光年间“黎錞王平故里碑”得以“重见天日”。这方石碑，将北宋学者黎錞与三国名将王平并列，是清代渠县士绅对其本地先贤身份的一次郑重确认。
同一时期的地方文献整理中，广安前锋区的黎氏宗祠（状元第）、“黎氏邦祥祠堂碑”进入文史工作者的视野。黎氏邦祥祠堂碑说，鼻祖黎嵩入蜀之广安，谨厚淳朴，以诗礼传家。其孙（应为曾孙）錞公，字希声，由进士官朝议大夫。其碑还说道，独我祖朝祥公，原配于老孺人，披荆斩棘，破草开荒，创垂斯地名曰“黎家坝”。
黎氏宗祠（状元第）追叙的“祖上状元”：黎錞（宋进士尊为状元）、黎淳（明代1457年状元），为湖南华容人。该宗祠开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完工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可能是“湖广填四川”来广安的黎氏族人对祖上荣光的“文化记忆”。
两地石碑，两种表述，形成了跨越地理空间的历史对话。这种矛盾不是孤例，而是中国传统社会“籍贯”多重性的典型呈现。要解开这个谜团，需要穿越时间的迷雾，回到黎錞生活的那个时代。
文献迷宫：
宋代户籍制度的复杂图景
吕陶《宋故朝议大夫黎公墓志铭》（《净德集》卷二十二）说黎錞归葬于“广安军渠江县”。但是，《宋史·地理志》为我们提供了关键的时空坐标：开宝二年（969年）：置广安军，辖渠江县（从渠州流江县分置）。有资料说：熙宁六年（1073年）：罢广安军渠江县，并入渠州流江县（回归）。成书于1080年的《元丰九域志》，却仍在“广安”条下列有“渠江县”。元祐八年（1093年）：黎錞去世；有资料说：政和五年（1115年）：徽宗下诏“改流江县为渠江县”。但流江县、渠江县的沿革，均只记载了明洪武九年（1376年）和洪武十年（1377年）的“建制调整”。这个时间序列，也让人“伤透了脑筋”，仿佛“黎錞是广安人”已是“铁板钉钉”，但渠县人和达州人并不想就此认输呢！
地理实证：
山川墓葬的物质记忆
如果文献记载存在解释空间，那么大地上的印记则更为确凿。清代至民国历版《渠县志》的记载，构建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嘉庆《渠县志·山川》载：“大黎山：县西八十余里……其山东麓五里许，名小黎山，宋状元黎錞墓在焉。”同治《渠县志》补充：“碑碣具在。”民国《渠县志》进一步记载了“黎太祖之墓”的具体位置。
原渠县宋家乡（现新市镇）的大黎山、小黎山，“盖以錞得名”（《渠县志》语），构成了“黎錞故里”的地理坐标，墓葬、碑碣等不可移动文物的存在，推测出“黎錞故里”的命名依据。而1983年秋出土的“黎錞王平故里碑”，则是这种地方认同的物化体现。将黎錞与毫无争议的本地历史人物王平并列，是清代渠县文化精英建构地方先贤谱系的典型做法。
文脉寻踪：
一位宋代士人的地理人生
若将黎錞八十年的人生轨迹绘于地图，我们将看到的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张交织着制度、机遇与乡土情怀的复杂网络。
大黎山下的启蒙岁月在渠州流江县西部的大黎山麓，黎氏家族已在此繁衍生息数代。少年黎錞在此接受启蒙，“昼耕夜读”可能是他早年生活的写照，“十里楼台五里亭，忽闻花间唤黎声。状元本是天生成，故遣嫦娥报姓名”的苦学故事，在渠县西部的大黎、小黎山水间传扬。
渠县人给出了这样一个说辞：大黎山、小黎山位于渠州流江县边缘，与广安军渠江县接壤。当黎錞决定参加科举时，选择广安军渠江县作为科举籍贯，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家族决策。相较于渠州，新设立的广安军科举名额分配可能相对宽松；地处渠江下游，交通便利信息灵通。这并非简单的“籍贯造假”，而是在制度允许范围内的理性选择。
进士及第后的黎錞进入一个全新的身份场域，在汴京的官场社交中，“广安军渠江县人黎錞”成为了他的正式标签。归葬故里，在宋代士大夫的价值体系中，不仅是个人选择，更是家族责任的完成。黎錞最终选择归葬小黎山祖茔之侧，黎錞墓葬的确切位置在大黎山与小黎山之间、在祖茔与家族聚居地之间，构成了一个精心选择的地理表达。
黎錞去世后，关于他的记忆开始在不同层面分化发展。在渠县，地方志编纂者通过记载墓葬、命名山川，将他纳入本地先贤谱系；在广安，黎氏后裔通过修建祠堂、刻立碑石，维系着科举荣光的记忆。到了清代，这种记忆分化达到了制度化高度。
若我们将这些节点连接起来，便会发现黎錞的地理人生恰如一幅宋代士人的“身份路线图”：从乡土出发，经过制度性身份转换，进入全国性文化网络，最终又以某种形式回归乡土。
考辨方法：
多重证据的立体运用
解决黎錞籍贯争议的过程，至少涉及四重证据：
文献证据的层级分析：从吕陶墓志铭的一手记载，到《宋史·地理志》的官方记录，再到历代《渠县志》的地方文献，以及黎氏族谱的家族文献，构成了完整的文献证据链。同时，明洪武九年（1376年），广安降府为州，渠州降州为县，归广安州管辖，隶属顺庆府（今南充市）。到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渠县与大竹县改隶绥定府（今达州市），渠县归属广安州438年后才“脱离关系”，以至于明清修志者，都直记“黎錞是广安人”。
实物证据的空间分析：墓葬、山川等不可移动文物提供了地理坐标，碑刻等可移动文物提供了文字佐证，而“大小黎山”和“状元坟”等地名，则成为连接人物与地理的不可更改的活态证据。
制度证据的语境分析：还原科举制度中的籍贯规定、行政区划的变迁轨迹、丧葬习俗的文化规范，理解黎錞身份选择的背景框架。广安军渠江县，是黎錞的“科举籍贯”和“官场认定”，渠州流江县是黎錞的“法定籍贯”。
记忆证据的传承分析：地方志的编纂过程、祠堂碑刻的立碑动机、民间传说的流变轨迹，这些记忆建构的痕迹本身就成为研究对象。它们不仅反映了历史事实，更反映了后世如何理解和使用这些事实。
这种多维度的考辨方法提醒我们，历史真相往往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多重线索交织的复杂图景。无论在渠县新市镇的大黎山麓，还是在广安代市镇的黎氏宗祠，家族记忆仍在代代相传。这两处空间，本应是对同一先贤的共同纪念，而非争议的焦点。
结语：共享共荣的发展之光
当我们站在今天的视角回望这场持续数百年的“故里之争”，看到的不仅是一位历史人物的身份之谜，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籍贯”“郡望”“乡贤”等概念的生动展现。
黎錞的一生恰如那条渠江：发源于渠县、流经广安，在合川汇入嘉陵江，最终融入北宋的“文化汪洋”。或许，最好的纪念不是继续争论他属于达州还是广安，而是共同思考如何让他的精神遗产在当代焕发新生。
当我们学会在历史的多重性中寻找连接而非割裂，在文化的多样性中寻找共鸣而非排斥，那些沉睡在时光深处的先贤，才能真正获得新生。黎錞，不可作为某个地方的“独占符号”，而是作为了解北宋的一扇窗口，是达州和广安乃至所有人都能共享的文化遗产。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黎錞不应成为争论的焦点，而应成为共享共荣的起点。在文化旅游作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的当下，我们有理由相信，贴近四川文化旅游“三个三”（三星堆、三苏文化、三国文化）的发展重点，对接好“三苏文化游”，“黎状元”这个文化符号，完全可以照亮达州、广安文化旅游发展的前行之路。
□罗学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