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树场到家，三十四公里。

天色暗了下来，最后一班客车在我们面前扬起尘土，晃晃悠悠地开走了。父亲盯着车尾那两点浑浊的光，喉结动了动，把目光转向灰白的公路：“走回去吧。”

我知道，父亲贴身的裤袋里缝着刚卖完包包白的钱，他可能不想掏两张车票的钱。

大树场不产包包白，但产煤，所以矿上的蔬菜值钱些，一斤包包白能卖一角钱。我家那边的菜压断了街，五分一斤都难出手。父亲盘算着，三千斤菜能多卖一百五十块钱，足够我一学期的学费了。

夜里，趁着拉煤师傅打盹的间隙，我们把菜搬上了车。鸡叫第一遍时，我们已站在煤车的后斗里。父亲两腿分开，死死抓住水箱的边缘，身子在颠簸中左右摇晃。我蜷在他的脚下，薄棉袄抵不住灌进破车厢的风。两层单裤裹着的腿在我的眼前抖，分不清是冷还是劲。

两个钟头，当车厢里的水结了冰后，我们到了。

“蹲在那儿避风，我去卸下来。”父亲呵出一团白气，鼻尖通红。场上空荡荡的，他那双开了口的解放鞋踩得地面的冰碴子“啪啪”作响，像要把寒气跺碎。

父亲看看天，“还早，你去买点吃的。”他从贴身裤袋摸出一卷毛票。

我在国营食堂买了四个馒头。父亲只吃了一个，说还不饿，让我多吃。

太阳偏西时，菜卖完了。其实，最后一班车经过时，父亲正蹲在摊子前磨蹭着捆剩下的菜叶。他舍不得扔，便收拾进两个蛇皮口袋，找了根树枝挑上肩。

“走。”他的声音里没有商量的余地。

拉煤的车呼啸而过，卷起漫天黄土。父亲在前头担着菜叶，步子迈得又稳又快；我跟在后面，腿已经发酸。

路过一家饭馆时，包面的香味飘满了街。父亲停下脚步，从袋里挑出几片还算完整的菜叶：“老板，来两碗包面。单碗，多加点汤。”他把夹碗（二两一碗）推到我面前，“你正长身体。”

热汤下肚，身上有了点暖意。父亲就着清汤烫他的菜叶，吃得额头冒汗。

“这年头钱难挣，”他抹了把嘴，“你秋天要上初中了。”

他带我去看过那所中学。红砖墙，玻璃窗，教室里有齐刷刷的课桌。父亲说，从这里出来的孩子，有的能考上大学。从此，那些课桌就在我的梦里排列着，整整齐齐的。

走到一段僻静的山路，父亲放下担子说：“数数今天卖了多少钱。”

我们蹲在路边。父亲从内裤上的暗袋里取出一大扎钱来。我数五块以上的，他数毛票。总共两百七十六块五毛。“狗东西，还是被顺了些。”父亲脸色铁青。“人多，收钱时可能我也算错了。”我低低地回应着。他很快又缓了下来，“总比在我们那里贱卖强。”

他把钱仔细塞回暗袋，拍了拍：“别觉得委屈。当年，我走一百公里进城去参军，就一个念头——不回来了。到过北京，在哈尔滨待过好几年。”

他站起来，担子又上了肩：“综合比武全师第三，军长找我谈过话。回来时，政府的人已到公社，万县专区公检法随我挑。结果呢？”他笑了笑，笑声干巴巴的，“大队革委会主任卡着，非要我接他的班。”

转过一道弯，眼前是漫长的盘山路，在山腰上绕出巨大的“S”形。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像两只蚂蚁，正被这条路慢慢地吞进肚里。天太高，地太阔，人太小。

腿越来越沉，像灌了铅。父亲换肩的频率快了起来，但始终没扔掉那两口袋菜叶。

“分家时，我这个继子，什么都没分到。”他的声音混在风里，时断时续，“刚成家时，从食品站挑一百六十斤鸡蛋送到县公司，一天一个来回，还不能误了大队的工分。盖房子时，去岔河口砍料，走到这儿才走一半。头天夜里出发，第二天早上必须回，肩上扛的是湿檩子。累得站着都能睡着，可有什么办法？大队天天查人。”

他指了指远处山坳里几户模糊的人家：“那是黎家媳妇的老家。我帮她家迎亲抬轿子时，身上还有部队带回的劲儿。”他顿了顿，“现在，就剩这点走长路的脚力了。”

这话不像是说给我听，倒像是说给这沉沉的大山。

翻马中岭时，太阳也翻过了山。光秃秃的山坡上，炊烟次第升起。“看见烟了吧？”父亲喘着粗气，“再走一个钟头，天黑前准能看见咱们村。”

天彻底黑透时，风起来了，刮得满天星斗明明灭灭。四肢僵了，脑袋木了，整个人只剩下往前挪的本能。

母亲举着煤油灯站在院坝边上，声音发颤：“可算回来了！早上二岩包出了车祸，死了两个人……也是拉包包白去卖的。”

父亲把担子卸在地上，菜叶散了一地。他直起腰，拍了拍裤腿上的灰。昏暗的灯光从他背后照过来，看不清脸上的表情，只听见他说：“我的命，硬。”

那年，我十一岁。那三十四公里路，那两百七十六块五毛钱，那两口袋舍不得扔的菜叶，和那个消失在晨雾里的、同样十一岁的孩子——成了我生命里，最早、也最沉的一次行走。

□罗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