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那扇木门，那些年从没锁过。
不是不锁，是没必要。二姐常年趴在床上，锁给谁看呢？
二姐出事那年，我七岁，她十二岁。
之前的事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她跑起来的样子。田埂那么窄，她端着碗也能稳稳地跑过去，辫子在后脑勺一颠一颠地。母亲说，四个孩子里数她腿脚最轻快。
那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咳嗽感冒，父亲牵着她去了村头的小诊所。当时流行感冒盛行，医生忙得脚不沾地，就让二十出头的女儿帮忙代为操作打针。一针落在屁股上，起初并不疼，只留下一阵莫名的麻木。回家的小路上，二姐的脚步越来越沉，走着走着，她腿一软，缓缓蹲在地上，仰起脸看着父亲，声音轻得发颤：“我腿软，站不起来了。”
父亲只好蹲下来背着她回家，一路走一路歇。二姐趴在他背上，一声没吭。到家后放床上休息，她就再没下来过。经诊断，原来是打针伤到了坐骨神经，下半身彻底失去了知觉。
医生后来来过，带着歉意，提了两斤冰糖，把父亲拉到一角：“都是亲戚，三代以上的老亲，算起来还是一家人。孩子这事，真是对不住，实在对不住……”父亲蹲在门槛上，低着头抽烟，一口接一口，烟雾模糊了脸。他不接话，也不看医生，就那么蹲着，像一截枯树桩。母亲靠着门框，半倚着身子，指头一下一下抠着门框上的木刺。她不说话，望着那条土路，望着土路尽头灰蒙蒙的天。医生站了一会儿，把冰糖放在石缸边，讪讪地走了。
那袋冰糖后来被母亲拿进来，放在二姐枕头边。从夏天放到冬天，最后硬成一块块的，到底是没人吃一块。
父母没有放弃。天还没亮，父亲就背起二姐出门。山路不好走，穿过庄稼小路，走好远才赶上大巴车。他们去过乡卫生院，去过县城，听过偏方，捉过癞蛤蟆敷腿。每一次都是满怀希望而去，满身疲惫而归，归来原本破旧的胶鞋更是穿了好几个孔。后来父亲不跑了，夜里起身我常看见他一个人坐在门槛上，也不点灯，抽着烟，烟头一明一灭，照出他躬着的轮廓。我想叫他，张了张嘴，没叫出来。
为了能让二姐看见外面的世界，母亲把她的床挪到了靠门的地方。虽说是床，其实是以前可以折叠或打开的竹凉床。她趴的地方被汗浸得发红发亮，身子挨着的那几块竹片磨得光滑。用手摸一下，滑滑的，凉凉的。
门外是土路，晴天过灰，雨天过泥。上学的小孩跑过去，下地的大人走过去。二姐就这样趴着，下巴搁在手背上，看了一年又一年的四季。
她只能趴着。腰以下动不了，翻身都要人帮忙，下半身毫无知觉，拉屎拉尿都不知道。母亲每天都要掀开被子，轻轻地把她抱到旁边，抽出湿了、脏了的褥子，再换条干净的。二姐把脸侧过去，看着门外。换完了，母亲说“好了”，她才转过来，轻轻“嗯”一声。母亲完成这套动作到后来只需要几分钟。
那时我正读二年级，每天放学，到路边就大喊着：“二姐，二姐。”声音穿过那扇门，她轻快地应着：“回来了？”她抬起头，笑一下。
走到床边，二姐接过我的书包，翻看着，看看今天的书和昨天有什么不一样。她从书包里抽出一本作文集，翻阅着，我就趴在床边开始讲学校的事。她听着，眼睛亮亮的，有时候问一句：“然后呢？”
有一次我讲了好一会儿，她默不作声，转过去发现她正呆呆地看着门外。门外几个女孩正跳着皮筋，辫子甩来甩去。我停下来，她也没发觉，就那么看着。过了一会儿，她收回眼神：“你接着说。”
我没说，我不知道说哪儿了。后来我也跑出去了，在那条她曾经跑过的田埂上拼命地跑。后来我想，我那时跑那么快干什么？我又不是她，可我停不下来。
那几年，二姐大腿内侧老长水泡，透明的那种，薄得发亮，一碰就破。她没有痛觉，水泡破了、烂了，自己也不知道。母亲换褥子时看见了，用棉签蘸着药水，轻轻点上去。搽完了，母亲站着看了一会儿，才转身去做饭。母亲站着的时候，背对着我们，肩膀一耸一耸地，大概是看到了二姐逐渐萎缩的腿。
有一回我问她：“疼不疼？”她说：“不疼，就是怕吓着你们。”
我读四年级那年，灶台搭在了二姐的床旁边。母亲说，她一个人躺着冷清，看我们做饭有人气儿。锅里煮着，二姐侧过头听着柴火噼啪的响声，看着母亲切着菜，火苗一蹿一蹿地，很快红薯饭就好了。
“妈，放点盐。”“晓得了。”有时候我坐在灶前烧火，她自言自语道：“柴别塞太满，空心才燃得旺。”我试了试，果然。她笑了一下，说：“我聪明吧？”我说聪明，她就又笑了一下。
那年我已经能一个人跑去镇上了。出门前，我站在门口，回头看她一眼，她挥挥手：“早点回来。”
我读五年级那年的冬天，一条蛇打破了夜的宁静。
竹凉床一直铺在靠门的地儿。我和二姐各睡一头，半夜我被一阵抽泣声唤醒了。打开灯，我看到她脸色发黑，眼角噙着泪花，一只手捂着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我定睛一看，床沿的竹条上，盘着一条蛇，青灰色，有大拇指粗。它把头探进床边二姐的小水杯里，一动不动，二姐的手在离水杯不到一尺的地方僵持着。
我大叫一声，叫来了里屋的父母。我再伸手，把她的手往另一边拽，她的指甲重重地掐进我手心。我使劲拽，才把她一点一点拽过来。这时二姐缓过神，看到了我和父母，放声哭起来。
蛇被父亲夹着扔出去了。村里的朴叔也来了，带来了祖传的药酒，说专治蛇毒。二姐闭着眼睛，睫毛一颤一颤地，在朴叔一阵按摩和揉搓中，二姐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我想说点什么，最终没说出口，她也一直没说话。第二天，母亲把硫黄粉末撒在一堆柴火上，屋里屋外都熏着，说是驱蛇。
同年夏天的傍晚，二姐忽然说：“明天，帮我买包小冰吧。”
小冰是那种一角钱一包的甜水，好几种水果味的，在学校门口小卖部售卖。放学，人手一包，咬个角，慢慢嘬，冻成一半冰一半水是最方便喝的。
我愣了一下，她很少开口要东西。“想尝尝？”我问。她点点头。
第二天一放学，我拿着压岁钱小跑着去小卖部，掏出两角钱。“两包小冰。”我说。“什么味的？”老板问。
我愣住了，她没说要什么味。红的还是绿的？我不知道。“一样一个。”我一手攥着一包往家跑，那个时候我们很少愿意花钱去买零食。跑过田埂的时候，袋子外面开始冒水珠，我又加速跑。
快到那扇门时，我依然大喊着：“二姐！二姐！”走进屋，发现安静极了。床头的煤油灯还亮着，凳子上的作文书半翻着，竹凉床上没有人。
我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那两包冰袋。水滴顺着指缝往下淌，一滴一滴落在地上。红的，绿的，混在一起，比心跳声还要响。
母亲从里屋出来，眼睛红红的，看见我，张了张嘴，没说话。我把冰袋放在二姐睡过的枕头上，并排放着。我愣了一会儿，转身走出去，看见门外有人在晒被子，红的绿的，风吹起来，鼓鼓的。
我在门外站了很久。我忘了问她想要什么味，我买了两包。那两包冰袋慢慢化掉，化成了甜水，再也没有最好的味道了。
二姐一包也没吃上。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几个月后，那扇门锁上了，是父亲锁的，锁完蹲在门槛上抽烟，一支接一支。我有时候也再看看那张床，竹凉床还在那儿，铺盖卷起来了。母亲把二姐的东西收进箱子，作文书、杂志、算数本，一下一下压平，再一本本码好。
多年以后，老屋翻新，父亲翻出那个旧箱子。作文书里掉出一张纸条，泛着黄，折痕处都快要断开了。父亲打开，看了一眼，没说话，递给了我。这是二姐的字，用铅笔写的，很轻：“今天太阳很好，门外有人在晒被子。”
就这一句。没有日期，没有署名。门开着，风吹进来，纸条在我手里轻轻颤抖。我想起那些年，她趴着，看门外，看了八年。
太阳好的时候，有人晒被子。她看见了。
后来，我去了很多地方。看见山，看见海，看见好看的，我就多站一会儿，也看看门外被风吹起的红的绿的被子。
那张纸条我现在还留着。偶尔拿出来看一眼，再看一眼。
就这一句。
□向玉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