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浴古镇位于通江县东南部，坐落在大通江河与圆池河交汇形成的一片半岛上。古镇三面环水，一面倚山，从空中俯瞰，形似一条大龙探入水中的巨舌，故名“龙舌坝”，今日主街仍称龙舌街。昔日沿岸巴茅丛生，场镇夹于茅坪、茅滩之间，因而又称“茅峪”。至清咸丰年间，易名为“毛浴”，沿用至今。

毛浴古镇风貌保存较好，川东民居建筑群鳞次栉比，穿斗木构，青瓦覆顶，石板街道蜿蜒其间。城墙遗址、总兵府等古迹犹存，巷陌深幽，古意绵长。毛浴镇作为红四方面军十六字训词的诞生地，至今留存着“实行共产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川陕工农解放万岁！”等红军石刻标语22幅，以及毛浴坝会议、赤江县苏维埃政府等革命遗址45处，于2019年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谋划“川陕会剿”

1934年6月底，红四方面军成功粉碎敌人的“六路围攻”，四川军阀一时被打得焦头烂额。然而形势依然严峻，国民党当局在全力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同时，已将目光投向川陕苏区，紧锣密鼓地部署所谓的“川陕会剿”。“川陕会剿”既是为稳定四川反动统治的局部部署，更是其在全国范围内企图对各路红军“分而歼之”的整体图谋。

9月30日，蒋介石电促刘湘“即日遵命复职，重行区分，提挈进剿，以资振作”，同时命令杨虎城“迅饬陕南各军袭击匪后，以资呼应”。10月12日，蒋介石飞赴西安策划“川陕会剿”。19日，刘湘在成都召开各路军阀头目参加的“剿匪”会议，22日通电复职“剿匪总司令”。11月20日，刘湘赴南京面见蒋介石请示“安川大计”，随后被任命为四川省政府主席，授以统一四川的军政大权。

此时，全国苏区形势愈发严峻。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进行战略转移，踏上举世闻名的长征之路。此前曾活跃于万县、奉节边境，试图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的红二军团，在受阻后转战湘鄂川黔边，继续同敌苦战。11月，红25军也被迫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向西转进陕南。

纵观全局，徐向前深刻意识到中国革命再度面临危急局面。他既期盼中央红军能转危为安，也深深忧虑红四方面军的前途命运。他亲自叮嘱电台负责人日夜侦听、破译敌军电讯，务必及时将关键情报报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

川陕苏区虽取得反“六路围攻”的胜利，但经过10个月战争的巨大消耗，兵员、物力与财力已近枯竭。大巴山下，田地荒芜，饥民遍野；野菜挖尽，盐井毁弃，更兼伤寒、痢疾肆虐，夺去无数生命。军民不仅面临严重的粮荒与疫病威胁，还要应对兵源补充困难、物资极度短缺的局面。若不及时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再要应对国民党军即将展开的大规模“会剿”，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

面对强敌环伺的“会剿”态势，川陕苏区军民在艰难中紧急动员，全力扩军备战。10月19日，中共川陕省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巴中城召开，会议提出“巩固现在赤区，并要打过嘉陵江去”，彻底粉碎“川陕会剿”。26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为彻底消灭刘湘，冲破“川陕会剿”告全体指挥员、战斗员书》，号召部队深入政治动员，加紧军事训练，迅速充实力量，广泛发动群众，做好一切迎敌准备。随后的毛浴坝会议进一步明确，冲破蒋介石的“川陕会剿”是当前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在生存与战斗的双重压力下，红军以顽强的意志迎向更为严峻的考验。

■毛浴坝会议

毛浴坝会议会址，位于通江县毛浴镇龙舌街74号。这是一座普通的建筑，外面是铺板门，里面是简陋的会议室。就是在这里，产生了“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十六字红四方面军训词，统一了思想，鼓舞了斗志，成为穿越时空的精神火炬。

11月1日至9日，红四方面军在赤江县委驻地（今通江县毛浴镇）召开规模空前的党政工作会议，800余名连级以上政工干部参会。会议研判形势与任务，系统总结政治工作经验，通过了《红四方面军政治与党务工作决议案》，制定了《红四方面军军训》《军师政治部暂行工作细则》《团政治处暂行细则》。

为激励士气，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会议表彰了反“六路围攻”中战绩卓著的部队，授予红9军73团“守如泰山”、75团“攻如猛虎”，红30军263团“钢军”、265团“夜老虎”和268团“百战百胜”，红31军274团“夜袭常胜军”，红33军296团“百发百中”奖旗，并表彰了红4军28团和33团、红31军271团和279团。

会议凝聚集体智慧，将各部队训词规范统一为十六字，并举行庄严的军训宣誓。会后，训词被镌刻于当地青石城墙上。城墙高逾两米，城门宽约两米，至今保存完好，成为川陕苏区革命精神不朽的历史见证与原始“档案”。

毛浴坝会议是红四方面军政治工作建设的一次重要会议。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写道：“这次会议，对统一全军思想，加强政治工作，提高政工干部的责任感，密切军政、军地、军民关系，有重要推动作用。实际上，也是一次冲破蒋介石‘川陕会剿’计划的政治动员。”

会议期间，张国焘和徐向前曾谈及当前军事行动方针，是向陕西南部发展，还是向甘肃南部发展，议而未决。

■清江渡会议

在巴州区清江镇海生社区文庙街，坐落着一所具有红色底蕴的奇章中学。该校创办于20世纪40年代初，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保存革命火种、积蓄后备力量而创办的教育阵地。如今，这片红色沃土已发展为赓续信念、培育新人的精神家园，激励着一代代师生与后来者铭记初心，坚定前行。在校园内，矗立着一座高6.6米的砖木结构建筑，楼体正中题有“奇章楼”三个大字，两侧两棵逾七十年的银杏树庄严相伴。奇章楼是20世纪30年代红四方面军召开清江渡军事工作会议所在地，如今已成为一处重要的革命纪念地。

毛浴坝会议后，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师以上及部分团级干部在巴中清江渡街道万寿宫（今巴州区清江镇海生社区）召开军事工作会议。会议旨在总结反“六路围攻”作战经验，部署军队建设与训练，重点围绕打破国民党军“川陕会剿”的图谋，研究制定下一步战略方针与作战计划，全面部署军队建设与军事训练工作。

徐向前在会上作军事报告，系统总结了一年多来对敌作战的经验教训。报告指出，敌军的主要战法是防御时倚重碉堡政策、经济封锁与反动游击；进攻时则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分进合击。红军的应对策略是大力发动苏区与白区的群众斗争，积极瓦解敌军，持续提升自身战斗力。反围攻的战略方针是“决战防御”，即利用川北的有利地形，逐次收紧阵地、诱敌深入，在大量消耗敌军的同时保存我军有生力量；待条件成熟，即集中兵力反攻，以迂回包围手段歼敌。战术上应以各个击破应对敌之分进合击；发挥夜袭特长，以克制敌军险要防守；开展广泛群众性游击战争，打破封锁围困，配合主力运动歼敌。

会议讨论通过了军事教育、参谋、经理、医务、组织等方面的工作大纲。其中，《军事教育计划大纲》明确提出，军事教育旨在使部队实现“精练”，能够灵活运用实战经验，以最小代价争取最大胜利。教育重点应放在研究实战、加强战斗教练（非偏重制式教练）、组织野外演习与夜战训练，着力提高干部指挥水平与部队作战技能。

基于对反“六路围攻”后苏区困难局面的判断，会议确立了“依托老区、发展新区，向川陕甘边区发展”的战略方针，决定由徐向前负责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该计划即“川陕甘计划”，明确下一步主要打击目标为胡宗南部，指导思想是依托原有根据地，收缩战线，开辟新区，重点夺取甘肃南部的碧口及文县、武都、康县等地，伺机向岷州、天水方向发展，以打破敌人的“会剿”部署。

会议还通报了中央红军的转战情况，强调实施“川陕甘计划”既是为了打破当前困局，也是对中央红军的有力策应。为此，会议要求加强河川战法研究，重视少数民族工作，积极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

粉碎敌人“六路围攻”后，红四方面军减至6万余人。清江渡会议结束后，部队随即开展整编，将原5个军15个师缩编为11个师32个团。红4军辖10师、11师共7个团，9军辖25师、27师共6个团，30军辖88师、89师、90师共9个团，31军辖91师、93师共6个团，33军辖98师、99师共4个团。此外，炮兵营扩编为炮兵团，共5个连；彭杨军政干部学校改称红军大学，内设高级班、初级班、政治班、特种兵器班及教导队；妇女独立团仍保留原建制；各游击指挥部所属的武装，合编为独立第1师和第2师。

整编完成后，全军开展大规模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政治教育以《红四方面军军训》及粉碎“新围攻”的相关材料为主要内容，深化形势、任务与传统教育，使指战员认清未来斗争的艰巨性。军事训练严格按《军事教育计划大纲》要求，重点加强射击、投弹、夜战等课目，部队军事技能在短期内得到显著提升。

同时，各部队派出工作队协助地方恢复生产、征集军粮、扩充红军。红33军在万源，红4军在宣汉、达县、江口，红9军在巴中、仪陇，红30军在苍溪、阆中，红31军在广元、昭化及旺苍、南江，均取得显著成效。1935年1月，共有两万余名新战士入伍，地方武装得到恢复和发展，为迎接新的战斗做好了准备。

清江渡会议是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时期的一次关键性军事会议。会议总结的作战经验、制定的战略方针与整训计划，不仅巩固了反“六路围攻”的胜利成果，也为部队后续打破“川陕会剿”、策应中央红军并最终北上奠定了重要基础。

清江渡会议后，红33军军长王维舟受到张国焘排挤，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工作，实际上军长职务被剥夺，该军随后由副军长罗南辉实际负责领导。

自1934年11月开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等川陕苏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以及后勤所属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总医院等40多个单位，先后从通江和巴中搬迁到旺苍。此时，旺苍成为川陕苏区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区域、川陕苏区后期首府和中心，也是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出发集结地。

□文/图 冉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