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7年的事了。

刚上小学三年级，教语文的刘老师要求学生每周交一篇作文。我走捷径在课外读物上抄了一篇名为《春之晓》的短文，谁知班上另一名同学和我抄到一块儿了。课堂上，为争“原创著作权”，我俩差点儿打起来，刘老师微笑着揭开“真相”后，要求我俩每天写日记交给他。

一个周末，我卖山货挣了一块多钱，打算拿这笔钱去新华书店买一本能快速提高写作水平的书。营业员阿姨推荐了一本《小学生作文写作技巧》，既有作文写作技巧指导，又有老师点评，这就是我平生拥有的第一本课外书。尽管每天的日记还是放牛割草喂猪之类的流水账，但明显比以前好多了。

又过了一阵，我将在村里收集到的破盆烂胶鞋底之类的杂物扛到废品站去卖。卖完后，我发现屋里几个偌大的书架上堆满了书，那规模简直就是一个小型新华书店，只不过都是旧的。我问收购站的老者：“那些架子上的书卖不卖？”老者拉下老花镜看了我一眼，说：“卖。”

“多少钱一斤？”

“四毛钱。”

“那我可不可以买两斤？”老者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我刚走到书架前，就听到老者大声喊：“不要翻乱了哦。”

书架上的书很久没翻动过，每抽一本出来，都能闻到一阵霉味，再拍几下，灰尘就在瓦屋顶透进来的光柱中跳舞。估计这些书是城里人卖的，有很多辅导书以及课外读物，还有很多根本看不懂的长篇大部头。

直到听到老者喊：“娃儿，该走啦，我要下班了。”我才抱着一大摞精挑细选的书来到柜台前，老者戴上黑框老花镜，一本一本地为我挑选，然后问：“你读几年级？”

“三年级。”

“三年级？你怎么还挑了高年级的书呢？而且，还有这一本，这是什么书你知道吗？”老者扬着一套厚厚的书问我。

“不知道。”

“这是《人民文学》1982年合装本，这上面的字你认得完吗？就算认得，你读得懂吗？”

“认不完。但长大我就认得了。”

老者愣了一下，说：“那这些你都要了？”我点点头。

“四斤七两。”老者噼里啪啦在算盘上敲了几下，说：“一块八毛八。”刚才废品一共卖了1.36元，怎么办呢？

老者见我不作声，就说：“这本不要啦。喏，刚好三斤半，一块四毛钱。”老者将《人民文学》从秤盘里取下来。

“《人民文学》不是你这么大的娃娃看的。”老者吧嗒着叶子烟斗劝我。看着他那冒烟的烟斗，我突然计上心来，对老者说：“你就都卖给我吧，下次我带一把我爷爷种的烟叶给你。”

老者深凹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笑着说：“你娃人小鬼大，说话可要算数啊。下回要不带烟叶来，我就不收你的废品了。”

就这样，我用1.36元，换了一大摞书回来，这省钱法，得到了家人的一致认可。从此，我和废品站的老者成了“忘年交”，只要我认为有用的旧书，都被我捧回了家，直到去异地求学，我都没掏钱买过一本新书。

从废品站捡回来的旧书，除了《人民文学》，还有被小伙伴称为“天书”的《杨家将》《三侠五义》《说岳全传》《西游记》等，甚至淘到一本脂砚斋的《红楼梦》。利用烧火煮饭、放牛割草的间隙，我把这些“天书”都看完了，而且还能将其中的故事讲给小伙伴听。能让一群成天疯玩的小伙伴安静下来，让我很有成就感，在旧书里汲取故事的欲望也就越来越强烈。

又一个春日，我正在阁楼翻旧书，忽然听到父亲唤我去育秧房帮他烧火，忙乱中抓起几本书就跑。

育秧房在屋前一块自留地里，是用竹子、竹片和白色塑料薄膜搭起的一个临时棚。棚有三四米高，分了好多层，每层铺上50厘米左右宽的竹席，席上铺满谷种。那些谷种来自全村，因此每张竹席边都吊着一条布，上面写着各家各户的姓名。全村150多人将来有没有白米饭吃，有没有粮食上交国家，有没有余粮变卖后买新衣服穿……全村所有的希望，都在这座育秧房里。

父亲原本只是会计，何时当起技术员，干起了育秧苗这么重要的活儿，我就不清楚了。只知道开春后他时不时从乡政府拿些薄薄的油印小册子回来研究，就像我翻看旧书一样认真。

育秧房灶膛的火渐渐旺起来，我也有时间看书了。这时才发现手上拿的是《人民文学》，此前从来没有翻阅过。先是胡乱翻一通，没找到像演义、传奇故事那样的内容，再翻看目录，看来看去找到一篇文章《父亲与种子》，心想：我的父亲不正在育种子吗？让我看看别人是怎么写的。

依稀记得故事讲的是父亲爱种子，胜过爱作者哥仨儿。“‘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一茬接一茬无限壮美的收获之后”，作者的父亲在英壮之年去世，对哥仨儿交代了最后的话：“我走了，给我墓坑里搁一碗种子。”

看到这里，我骤然紧张起来：父亲也正值壮年，会不会也这样突然就走了呢？我越想越害怕，竟然号啕大哭起来。父亲从育秧房里，探出还冒着热气的脑袋，大声说：“火灭了，再烧起来就好。不要哭。”我没理会，继续大哭。

父亲纳闷了，整个人走出来，朝灶膛里看，发现燃烧着熊熊大火，再看看我手里的书，他似乎明白了，大声说：“原来是看书给感动的。感动了就好，说明看懂了，看懂了可以写感想嘛。”说完转身又进了育秧房。

感想我是写了，还写了个标题《我的父亲快死了》。第二天早上，刘老师检查日记后，直接把我拉进办公室，问：“你父亲生病了还是受伤了？”见我摇头，又问：“这文章你父亲看到了吗？”我又摇摇头。

刘老师松了口气，说：“没看到就好，不然还以为是我让你们写日记咒他们呢。可是，你为什么有这么奇怪的想法？”

“是父亲让我写的，说是看懂了就写个感想。”

“看懂什么了？”

“《人民文学》里的文章。”

“《人民文学》？”刘老师满脸疑惑，“你哪来的《人民文学》？你看到了什么文章，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我描述一番后，刘老师沉思了一阵，说：“原来你是被在墓坑里搁一碗种子触动了，我们可以举一反三呀。”

“去年夏天，奶奶下葬，我放了一包冰糖在她的坑里。那是我卖地果后换回来的，奶奶没吃着就走了，我让她带到天上吃去。”想起奶奶，我就流泪。

刘老师拍拍我的肩膀，说：“这么好的真实经历，怎么没见你写出来？本周的日记不写了，你写好这篇作文。”

作文写出来，被刘老师推荐去乡里参加比赛，居然拿了第一名。于是，我爱上了文学，爱上了写作。

这个业余爱好坚持至今近四十年，从最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豆腐块，到后来的整版、连载、头条，再到出版几本专著，还有幸加入各级作家协会。在别人眼里，我似乎成了一个名正言顺的“作家”。但我始终记得，我的老师是我从废品站“请”回来的。

□苟文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