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去渠县合力镇园峰村探访，着眼点是“李漱芳故居”，缅怀清代乾隆朝“铁面御史”李漱芳。
来到李家中院，矗立着一组沉默的石头建筑，当地人称之为“李家桅杆”。据说，“李家桅杆”原有六根（门前四根、山坡上两根），呈等腰梯形排列。如今，在“李漱芳故居”门前，我们看到的是两根石桅杆（另有两根早年已毁）。“李家桅杆”以九点五米的高度刺向苍穹，这不仅仅是一堆冰冷的石头，它们是李姓家族最显赫的“勋章”。清代用石桅杆标示科举功名：秀才底座为四角，举人为六角，唯独进士及第方有资格使用八角底座。在“斗”的使用上，秀才无斗、举人一斗、进士两斗、状元或一品官三斗。据现场查看，“李家桅杆”均是八角底座，符合李漱芳的进士身份。但这些桅杆的“斗”却只有一个，不知其意，只能归为“特例”。李漱芳是渠县唯一在《清史稿》中有传的人，我们随着这些石桅杆，说说乾隆朝著名的“铁面御史”李漱芳及其家族的故事。
家世孤苦：少年磨砺
要理解李漱芳的刚直，必须先读懂孕育他的土壤。据嘉庆《渠县志》记载，明末至清，渠县李氏创造了“一门七子著书立说，两进士六举人四人受封”的科举神话。这并非虚言，而是一个跨越数代、仕学兼优的庞大文化谱系。
李漱芳的高祖李含乙（字鹤汀），是明崇祯七年（1634年）进士，著有《秦邮集》；曾祖李珪（字公执），是顺治丁酉（1657年）举人，著有《说剑斋集》；曾叔祖李瑨（字宕山），是顺治甲午（1654年）举人，著有《片石斋集》；叔祖李甡（字楚材），是康熙辛酉（1681年）举人，著有《濠梁集》。此外，家族中还有李储乙、李秉（主持编纂《渠县志》）、李泳等。这七位著书立说的先贤，被后世誉为“李氏七子”。
出生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的李漱芳，其童年却充满苦涩。他原名李清芳，取“奕奕清芳”之意。母亲早逝后，作为长兄，他不得不挑起抚养幼弟的重担。那是一段锥心刺骨的岁月：“包裹布与巾，中夜再三起；邻媪乞乳尽，软嚼糜粥饲。”深夜，幼弟啼哭，乳母无奶可喂，年轻的李漱芳只能自己嚼碎米粥，嘴对嘴地喂给弟弟。安顿好弟弟后，他才能“背灯究经史”，在昏暗的油灯下苦读。
这种“放声口若钳，回顾泪渍纸”的日子持续了整整六年。他一边嚼着米粥，一边在青灯黄卷里寻找未来。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24岁的李漱芳进士及第，入京后发现：朝中有一位同名的前辈，他是福建安溪人，乃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之侄。出于尊重，按照以小让大的礼制，他呈请吏部改名为李漱芳。从川东丘陵到华北平原，那个曾经背着弟弟的布衣少年，转眼间已是身着朝服的六部京官。
铁面直谏：惊朝折翼
改名后的李漱芳，似乎也承接了李光地家族刚直的基因。他常言：“御史之设，所以防壅弊，必取特立独行、无所依傍者。”在京期间，他“耿介自处，不妄交一人”，这种近乎孤僻的慎独，让他在浮华的官场中迅速确立了“学优才赡，崇尚气节”的声誉。入仕不到一年，他便从户部主事擢升为河南道监察御史。
真正让李漱芳名震天下的，是一场豪赌式的弹劾。当时，乾隆帝的四女婿、工部尚书福隆安的家奴蓝大，仗势横行市井。巡城御史畏惧权势，视而不见。恰逢李漱芳当晚“巡视中城”，目睹其恶行后，他未有一丝犹豫，当即下令抓捕，并上疏弹劾。据《清史稿》记载，乾隆帝对此深为嘉许，“命戍蓝大，以福隆安下吏议”。李漱芳因此擢升工科给事中，获誉“铁面御史”。那一刻，他站在了权力的风口浪尖，似乎无所不能。
李漱芳因直言进谏坐“过山车”而跌入谷底。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寿张爆发了王伦起义。虽然在号称“盛世”的乾隆中期，这只是一个局部骚乱，但对于自诩“十全老人”的乾隆大帝来说，这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当时的大清王朝，人口激增导致耕地紧缺、粮价飞涨，流民问题已成为帝国肌体上的暗疮。李漱芳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事后上了一道奏疏，试图剖析动乱的根源。他直言百姓聚众滋事，实乃“为饥寒所迫”，且近畿一带已有流民“扶老携幼，迁徙逃亡”。
短短数语，彻底触怒了乾隆皇帝。在帝王的逻辑里，王伦起义是“叛乱”，是“谋逆”，绝不容许解释为“饥寒所迫”。如果那样，就等于承认皇帝治下出现了治理危机，在盛世的面具上撕开一道口子。乾隆先派侍郎高朴、袁守侗等人携李漱芳前往卢沟桥及近畿实地核查，高朴等回报“初无流民”。待起义平定，审讯俘虏时，乾隆又命李漱芳旁听，结果无一承认是“饥寒所迫”，且称当年“秋收尚及半”。乾隆大怒，下谕痛斥：“李漱芳妄言，代奸民解说，心术不可问，不宜复居言路，为世道人心害。”
一道圣旨，将“铁面御史”打成了“妄言”之人，并左授为“礼部主事”。
一船书香：清流归乡
被逐出言路后，李漱芳在京沉浮近三十年。其后，虽然他也曾复职（礼部郎中），但那种“直声播中外”的风采已一去不返。李漱芳心生倦意，适因继母陈氏在籍病故例应丁艰（丁忧），乾隆五十年（1785年），他顺势选择了辞官归乡。
归乡之日，行李萧然。当舟船缓缓驶入渠江码头，早已闻讯赶来的父老乡亲围拢过来，好奇这位“直声播中外”的大官带回了什么金银财宝。箱子打开了，没有绫罗绸缎，没有奇珍异宝，满箱皆是新书。嘉庆《渠县志》记载：“李漱芳在外为官三十年，辞官还乡，所载之物仅一船书。”县志编者忍不住感叹：“清廉真是不一般。”
这让人想起东汉末年东吴的陆绩。陆绩年少时便以“怀橘遗亲”的孝行被载入《二十四孝》。出任东吴后，因性格刚直被外放为郁林太守，治所在今广西贵港市南江村。任满归乡，陆绩身无长物，因行李太轻船不能渡海，特搬巨石压舱，人称“廉石”。一千五百年后，李漱芳以“一船书”压舱，与陆绩之事遥相呼应。书比石头更重，那是知识的重量，更是人格的重量。“一船书”的记载见于《渠县志》，而“置书压舱”的民间传说虽不见于正史，却与“廉石”典故一脉相承，成为清官文化的美好注脚。
诗文遗稿：儒者本色
李漱芳不仅是一位刚直的御史，亦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学者和诗人。据《晚晴簃诗汇·卷八十八》记载，他著有《艺圃诗集》，今国家图书馆有藏。他的诗文作品虽流传不广，却自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传为其七言绝句的《晚秋江上》意境清新自然，语言简练明快，写景抒情浑然一体，诗云：“淡淡秋江落日斜，水清沙白下寒鸦。渔人撤网携壶去，一路歌声入荻花。”此诗描绘了晚秋江上的美景和渔人的生活，画面感强，意境清幽，展现出一种宁静闲适之美。据文献记载，李漱芳还曾参与《续文献通考》的编纂工作。《续文献通考》，系乾隆年间敕修的大型典志体史书，接续马端临《文献通考》，纂修者多为朝廷遴选之饱学之士。若此说属实，则说明李漱芳的学识在朝中获得了相当认可。
从“一门七子著书立说，两进士六举人四人受封”的家学渊源，到李漱芳本人“生而颖异，六经、四书随读能解”的天资禀赋，再到他亲身著述、参与修典，渠县李氏家族的家风正是“行孝善、守气节、重操守、做学问”十二个字。做学问与守气节在李漱芳身上并行不悖，一个是读书人的本分，一个是为官者的底色。归乡数月后，李漱芳一病不起，卒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享年53岁。《清史稿》用“学优才赡，崇尚气节”八个字定论其一生。这八个字，既刻在史册里，也立在渠县合力镇园峰村（清代称万寿里）的“李家桅杆”上。
回望那组石桅杆，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家族“两进士六举人”的科举荣耀，更看到了一个士大夫在皇权与良知之间的艰难跋涉。他是“铁面御史”，曾官至给事中，回乡时却只有“一船书”。在乾隆盛世的华丽帷幕下，一个清官的身影就这样静默退场。
历史终究记得他，不是因为他的官做得有多大，而是因为他的骨头有多硬。那八角形的“李家桅杆”，历经两百五十余年的风雨，依然倔强地指向天空，还有那个像“扩音器”的“斗”，仿佛在向上天诉说着那个关于气节与书香的不朽故事，让我们对渠县这个明清时代的“名门望族”肃然起敬。
□罗学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