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底，国民党政府拨给四川军阀200万发子弹。蒋介石以“刘湘及川中内外绅士迭请中央派兵入川”为由，命嫡系部队胡宗南第一师由甘肃入川，接管川北咽喉要地广元、昭化防务；令上官云相指挥四十七师、五十四师、四十四师和独立第四旅向川陕边境万源地区推进。全川“防匪剿赤”事宜，均由蒋介石统一指挥，并派出以贺国光为首的“委员长行营驻川参谋团”入川督战。

在川陕苏区周围，蒋介石重新部署的“会剿”兵力迅速增至200个团以上，采用围剿中央根据地的方法，在根据地周围层层修筑碉堡，严密封锁，意图实现“南拒北攻”。即南面扼守长江防线阻止中央红军入川，北面猛攻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防止其与中央红军会合。为贯彻清江渡军事会议确定的“川陕甘计划”，1935年1月下旬至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趁敌“川陕会剿”尚未就绪之际，主动发起广（元）昭（化）战役和陕南战役，敌方精心策划的“川陕会剿”终成泡影。

■广昭战役

‌广昭战役凉亭子战斗遗址‌位于昭化区昭化镇战胜村牛头山麓五里垭，地处天雄关雄踞其上、嘉陵江蜿蜒其下的古驿道要冲。作为红四方面军在广元、昭化地区对国民党军进攻的关键战场，凉亭子战斗旨在夺取两城并扩大苏区。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进入贵州。19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12月18日决议的决议》，要求“四方面军应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野战军（指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全部的军队”。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红四方面军主力随即西移，后方机关转移至南江旺苍坝（今旺苍县）地区。

1935年1月4日，张国焘致电中革军委：“东线敌刘湘六十个团于绥定、宣汉、城口地区；南线李其相、罗泽洲、杨森等三十个团于营山、仪陇地区；西线田颂尧、邓锡侯及胡宗南之丁德隆旅于阆中、昭化、剑阁、广元地区……东方城口一带山大、穷困、人口少，西有嘉陵江、剑阁、碧口之险，再采取决战防御亦非良策。”电报内容主要是报告川陕革命根据地四周敌情，也透露出撤离川陕另辟根据地的意图。

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20日，由毛泽东参与的新中革军委拟定《关于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的作战计划》：“中央红军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此时，从鄂豫皖出发长征的红25军已进至陕西蓝田、山阳、商县等地。

中央红军需要策应，红25军也需要接应，派兵少了有可能有去无回，派兵多了根据地又难守，张国焘、徐向前和陈昌浩三人讨论半天没有结果。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写道：“最后，决定仍按清江渡确定的方针向川陕甘发展，先把广元、昭化拿下来……我们就控制了嘉陵江两岸川陕交界的咽喉要地，进而可图谋川西平原、甘南、陕南，伺机接应中央红军和红25军。”

1月22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广昭战役。此役目的是围歼胡宗南部驻防广元、昭化一线的丁德隆旅，夺取两城后，向甘肃南部的文县、成县、武都等地发展，为开拓川陕甘新苏区、实现“川陕甘计划”创造条件。当日，红31军93师从塔子山渡嘉陵江，切断昭化与广元联系，包围昭化城；红4军10师、31军91师攻击广元城；红9军25师、30军88师抽调9个团，架设浮桥渡江，直扑羊模坝和三磊坝。

1月23日，红军包围羊模坝，歼敌一个补充团的2个营及援敌一部，但红88师副师长丁纪才、25师副师长潘幼卿牺牲。25日，红93师围攻昭化未克。26日，红30军主力和31军一部攻占广元飞机场。29日夜，红88师“夜老虎团”和93师一部夜袭乌龙堡。危急时刻，丁德隆打算弃守广元城，被第一团团长张灵甫劝止：“红军在广元城外围已经激战一周，每攻破一道防线都要脱层皮，即使他们能够突破层层防线攻到城下，也无法再突破我第一团预设的三道堡垒。”

由于广元、昭化守敌凭险固守，胡宗南意图消耗红军，加之邓锡侯五个旅逼近侧背，红四方面军决定结束广昭战役。广昭战役自1月22日至29日，历时8天，红四方面军投入的兵力约为国民党守军的3倍。此前，四川军阀在与红四方面军的交战中屡处下风，而广昭战役则加速了四川地方势力向南京政府靠拢的进程。

■陕南战役

陕南战役新铺湾战斗遗址位于陕西省勉县新铺镇川陕公路沿线，是1935年红四方面军陕南战役的关键战场。红军运用夜战、迂回战术攻占蜂子岭等要地，切断敌军通信，最终歼灭国民党军一个主力团及独立旅一团，缴获大量装备。此战为后续攻克勉县、褒城奠定基础，并扩大根据地版图。

1935年1月22日，中央发出《中央关于配合野战军转入川西给四方面军的指示电》，指示红四方面军“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接电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旺苍坝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收缩东线，放弃城口、万源一带，集中主力强渡嘉陵江。

嘉陵江昭化以南江阔水深、有敌重兵把守，昭化以北渡江较易、但渡江后有剑门之险，在何处渡江和用何工具渡江是个问题。为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和红33军军长王维舟带领参谋人员沿嘉陵江东岸行进三四百里，了解敌情，确定渡口，红31军和总部工兵营则负责造船。

红四方面军决定发起陕南战役，以迷惑和调动敌人，创造在苍溪以北地区渡江的有利条件，策应已进入陕南商县（今陕西省商州区）一带的红25军。陕南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部曾和红军达成互不侵犯默契，即“汉中密约”。红军出击前派人送信给宁羌（今陕西省宁强县）守敌独立一旅二团团长杨竹荪，劝他主动撤兵不要抵抗，但杨竹荪却令部队坚守，战争不可避免地打响了。

陕南战役主战场在宁羌、沔县（今勉县）、褒城（1958年撤销，划归勉县、汉中市、留坝县和南郑区）和南郑四地。2月3日，陕南战役开始。红4军10师主力和12师一部攻击宁羌外围阵地东山观，次日克城，全歼敌独立一旅二团团部及2个营。红12师一部攻克阳平关，歼敌二团另一营。5日，红4军、9军、30军各一部分三路从铁锁关、宁羌、阳平关向东北挺进。孙蔚如急调四十九旅王毅武部及独立一旅一团经沔县在新铺湾阻击。8日拂晓，红4军一部发起攻击，激战半日形成对峙。9日，红4军10师和红30军88师实施正面进攻和侧翼迂回，断敌沔县退路，歼敌大部，乘胜攻占沔县，在武侯祠设立指挥部，指挥围攻褒城、南郑的战斗。

2月14日，红4军、9军、30军、31军各一部及教导师主力和游击队约3万人，向南郑县城进击。18日，红军兵临南郑城下。19日，红30军主力及教导师、地方游击队合力攻打南郑城西关、南关，红33军296团配合作战，敌我双方白刃格斗，进退拉锯10余次。

早在1934年12月，红33军296团据守牛头岭（今陕西省南郑区红庙镇蒿坝村），防御汉中国民党军队对川陕苏区的进攻，首先向驻红庙塘、喜神坝的国民党部队出击，消灭敌100余人。1935年1月6日，国民党三十八军重营王云山部到喜神坝构筑工事，企图堵剿红军。19日，红296团兵分三路攻敌正面和左、右翼山头，互有伤亡。2月6日，红296团同红4军一部再次进攻喜神坝、红庙敌军，迫使敌人后撤。

敌军以为红军要从陕南北出，立即调整部署，调动重兵向川陕边境增援。待胡宗南部回调甘南、邓锡侯部接防广元后，红四方面军见战役目标已达到，2月中旬回师川北，准备渡江西进，策应中央红军入川。陕南战役自2月3日至22日，历时20天。红军共歼敌4个多团，缴获轻重机枪70余挺、长短枪5000余支，俘敌团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

■汉中密约

在木门会议酝酿之际，一场秘密谈判在陕南汉中悄然达成，这便是杨虎城与红四方面军签订的“汉中密约”。该密约打破了蒋介石企图将红四方面军围困消灭于川北的封锁计划，对巩固和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汉中属于杨虎城第十七路军（俗称陕军）的防区。1932年12月，蒋介石预料红四方面军在围攻下将西进关中、转往甘肃，因而提前将杨虎城的主力第三十八军调往甘肃天水，并将汉中防区交由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师接管，然而红军却转向川北发展。1933年2月，惯于借“剿共”排除异己的蒋介石又令第三十八军重返陕南，与胡宗南部换防，使得杨虎城的陕军被迫处于与四川军阀合力“围剿”红四方面军的前沿。

杨虎城不愿被动陷入内战泥潭，陷入两难境地。此时，在第三十八军任少校参谋的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受中央特科指示，通过高级参议杜斌丞向杨虎城提出“秘密联系红军，互不侵犯”的建议。杨虎城最终采纳此议，决定派武志平作为密使前往红军根据地联络。1933年5月13日，武志平化装成红十字会调查员，自汉中奔赴通江。

1933年5月22日，武志平见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表明来意，并拿出密信、密电码及川陕甘三省部分军用地图。正在前线指挥空山坝战役的徐向前得知杨虎城部的特使送来地图，兴奋地在电话中对傅钟说：“雪中送炭呀，你马上派骑兵班给我送来！”一小时后，徐向前回电告知地图已收到，并嘱咐妥善接待来使。这是红四方面军首次获得的大型军用地图，徐向前视若珍宝，一直用以指挥作战。

随后，红四方面军派遣曾留学苏联的川陕省委参谋主任徐以新随武志平返回汉中，与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高级参议王宗山进行谈判。1933年6月1日，双方达成以“共同反蒋抗日”为宗旨的“汉中密约”，又称“巴山协定”。为防止泄密，该协定未形成书面文件，仅作口头约定。

此后，一条从西安经汉中至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府通江的“红色交通线”正式建立。据武志平回忆，该线路主要承担三项任务：向红四方面军总部传递敌军情报；协助采购与转运物资；掩护革命同志进出根据地。廖承志、潘自力等重要干部即经此线安全进入川陕根据地。

“红色交通线”有效打破了国民党对根据地的经济与军事封锁，武器、弹药、通信器材、药品等物资得以源源不断地输入，极大地支援了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武志平提供的密电码，也为红四方面军破译国民党军电讯、掌握敌情发挥了关键作用。宋侃夫在《祁连山的电波》一文中写道：“红四方面军能够破译国民党军队的电讯密码，是因为西北陕军的孙蔚如派武志平在陕南曾送我们一本密电码底本，这对我们破译敌军的电报起了很大的作用。”

“汉中密约”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统一战线工作的一次重要实践，前后持续约两年。在此期间，“巴山南麓无战事”，既缓解了杨虎城部的生存压力，也使红四方面军避免了腹背受敌的困境，为实现共同抗日的战略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

□文/图 冉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