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孟珏

曾经生活多劳，人世艰辛。对于很多男人来说，喝酒恐怕是劳碌人生难得的一点乐趣吧。说其“难得”，更是因为当年物资匮乏，人们普遍经济紧张，很少有像现在许多有酒瘾的人，家里瓶装酒存起好多瓶，可能还有大酒壶长期装着酒，想喝就喝几杯。那时候人们想喝酒，多半是临时上街打点回家喝，酒瘾来急了就钻进街头的冷酒馆里喝。记得我年少时，常常为父亲上街打酒，对冷酒馆的情况，至今难忘。

之所以叫冷酒馆，我认为原因有二：其一，这些酒馆不卖热菜，供给酒客佐酒的只是小碟里装着的几颗胡豆或花生米，也有切成三尖角，三五分钱一块的豆腐干；其二，酒馆不提供温酒服务，只卖冷酒，供顾客坐在店里喝或提来瓶子打回家里喝。

中国人自古就有将酒温热了喝的习惯。据说商周时期就有了专门温酒的青铜器皿，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中，关于温酒的记叙描写比比皆是。《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动辄“切一盘熟牛肉，烫一壶好酒”；《三国演义》里，温酒斩华雄、煮酒论英雄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红楼梦》中，宝钗劝宝玉莫喝冷酒：“若冷吃下去，便凝结在内，拿五脏去暖他，岂不受害？”鲁迅笔下，苏杭一带的人们也都是把酒烫热了喝。据我所知，全国很多地方至今仍有温酒的习惯。可我总有些迷惑：川渝人，为什么不温酒而一直喝冷酒呢？许是川酒多是高度白酒，性烈，不需温热了喝吧！

那时全城有好多家冷酒馆，大多是巴掌大的铺面，只能摆下一两张方桌。铺面左边或右边靠墙摆一个曲尺形的小柜台，短的一面朝街，柜台上整齐地放着几个瓷器或土陶的酒坛，还有打酒的提子和敞子（漏斗）等物品，铺面剩下的地方摆着桌子和条凳，屋角放着几口半人高肚大口小的大酒缸。那时的店铺都不兴装修，柜台和桌凳都没有上漆，原木本色，年深日久，油光锃亮。这一切摆在临街充满沧桑感的木结构老房子中，呈现着人们平实、安恬的生活情态。

现在餐馆打酒的酒敞子和酒提子大都是塑料的，那时的酒敞子是白铁皮敲成，酒提子是竹节制成，依竹径大小，一斤半斤的、一两二两的都有。鲁迅笔下咸亨酒店的酒客喝的是酒精度较低的黄酒，所以用小碗喝；我们川渝人则主要是喝高度白酒，所以冷酒馆里用的一般都是能装一二两酒的青花瓷杯，一提子一杯，喝干再打。

冷酒馆的主顾虽没有鲁迅笔下咸亨酒店里的“长衫”“短衣”之分，却一眼就可以分辨出城里人和乡下人。不逢集市的日子，上午一般没什么酒客，有的冷酒馆上午都不开门，到了下午和晚上，酒客就来了。他们多是附近的街坊邻居，独饮，或三两朋友边喝边聊。一到逢场天，上午下午各酒馆都是顾客盈门，基本上都是赶场的乡下人。他们有些还穿着平时干农活的衣衫，嚷嚷着挑箩排担地进来；有些穿着体面的“拜客衫”，但总让人看着有些不自然，像是借来的。进来的人急急忙忙要店家打酒，若没座位了，就斜靠在柜台边喝。酒，是各喝各的，凑在一起的人大声武气聊着的话题却是共同的。

记得我上小学的20世纪60年代，酒客极不容易喝到粮食酒，冷酒馆卖的常常是味道很差的代用品，如一股烂红苕味儿的红苕干酒、用甘蔗渣烤的味道怪怪的“榨皮子酒”等。当时我跟着父亲尝到最好喝的是广柑酒，味儿甜，很适口，可那些酒客却说像喝糖开水，没酒味儿，“杀不到酒虫”。卖啥喝啥，没得挑拣，酒客照样喝得起劲——端起杯，抿着嘴，抿得“滋滋”响，却并没喝进去多少，然后往嘴里丢进一颗胡豆、花生米，或尖着牙咬下很小一块豆腐干，慢慢咀嚼。生活艰辛，这就是难得的享受，是得慢慢来，好生晕味儿呐。

改革开放后，人们经济状况极大改善，各种散装白酒和瓶装酒也不断丰富。酒瘾一来，要么买酒回家炒菜喝，要么进餐馆点菜下酒，城镇冷酒馆的生意就逐渐清淡。进入21世纪，城里的冷酒馆就再也看不见了。如今，偶尔下乡，见部分乡场还有个别冷酒馆，当场天还有些老人在里头慢悠悠地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