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种子，从喜欢看报、集报时便开始萌芽了。

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文化生活十分枯燥，尽管乡文化站有图书可借阅，但借一本书一天要一角钱。那时贫穷到晚上连煤油灯有时都不能保证按时“点亮”的家庭，想靠借书“充饥”，对我来说只能是望尘莫及。幸好父亲是大队党支部书记，他每次从邮政所取回来的十多份报刊，便成了我劳作之后的精神食粮。

那些年，邻水县尚属达县地区管辖。那时的每份报刊，我都视若珍宝。最开始看报，只是为了打发劳作之后那孤寂难耐的时间，后来，开始把报纸上自己喜欢的文章小心翼翼地剪下来，再用胶水仔仔细细地贴在大笔记本上。一本本“剪贴集”，就像我精心开垦出来的一小块自留地。尤其是那时的《通川日报·星期刊》，我更是一期都未落下，年底将其装订成册，像农人把一年的收成仔细捆好珍藏起来，便于平时翻阅。

父亲每次从街上取回来的报刊，都得先让我挑选一遍，剩下的才还给他拿去大队办公室。后来，我与乡上邮政所的邮递员混熟之后，便取代了父亲领取报刊的活儿。报刊上的铅字，不仅喂饱了我的眼睛，还在我心里悄悄种下了想写点什么的念头。当《通川日报·星期刊》终于刊登我的第一篇小文章《媳妇进门娘出走》，我接连兴奋了好几天。新闻作品来得快，见效快，文学作品来得慢，见效也相对慢一些。于是，我坚持“两条腿走路”，一边坚持写新闻稿件，一边坚持文学创作。从那之后，我的名字就像春天的野草，陆续在报刊上“亮相”。

梦想抵达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后来，我竟然真的靠写作改变了命运，找到了一份安稳工作。在当时的小乡镇里，简直是个天大的新闻。然而我并未就此停歇，依旧在生活的缝隙里坚持看报、集报、写稿。几年下来，竟然积攒了十本厚厚的剪贴集和六册精心装订的《通川日报·星期刊》。每次粘贴、装订，都像农民弯腰侍弄庄稼，手指碰到的不仅是纸，更是心里那种耕耘之后的踏实和欢喜。

邻水县划给新成立的广安地区之后，我读报、集报、写作的习惯依然如故，那些纸页上的微光，早就成了照亮生命角落的灯。遗憾的是，后来搬了几次家，那六册凝聚着我最初梦想的《通川日报·星期刊》合订本，还有那摞写了不知多少个夜晚、半米多高的手稿，就像离群的麻雀，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再也找不回来。随之一起丢掉的，似乎还有某段时光里的自己。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我竟然将笔搁置了，心里的田地慢慢荒芜了，再也看不见文字破土而出，“亮相”于报刊。

直到十七年后，当我从党政办主任岗位上退下来，心里埋藏了许久的渴望突然挣破了冰封。重新拾笔后，文字就像春天的河水，“哗啦啦”地流出来，又陆续在《广安日报》《达州日报》《四川工人日报》《成都日报》《华西都市报》等几十家报刊上找到了位置。可这份迟来的收获，却带来了甜蜜的烦恼：那些刊发我文章的报纸杂志，茶几上、沙发里、电视柜顶、衣柜角落、枕头边，到处都是。它们像找不到地址的信，在房间里流浪，成了没家的孩子。

看着自己精心烹制的“豆腐块”东倒西歪、一片狼藉的样子，我的心像被揉皱的稿纸。我本来是最爱惜字纸的人啊！想起当年为了集报，在灯下像伺候宝贝般裁剪，现在怎么能让自己的心血落灰？一个念头像春笋一样从心里跳出来：去县城买个书柜，给这些流浪的灵魂一个真正的“家”！

心动不如行动。今年国庆节前，我去县城一家办公用品店，选购了一个高大的木质书柜。当它稳稳当当地立在屋里，一层层的格子分明，就像给书报建起了一座小城。我带着举行仪式的心情开始整理：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住一格，杂志上的文章另住一格，朋友送的书、自己买的书、沉甸甸的获奖证书、亮闪闪的奖杯、那些年心血凝成的剪报集，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同时，我还特意留出了一格空位，那是给还没到来，但注定会来的文字预留的地方，就像农民给土地上来年的粮食预留的粮仓。

从此，我的书报有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家”。每当夜深人静，我站在书柜前，随手抽出一本。手指摸过或新或旧的纸页，有时候是自己的旧作，字里行间还跳动着年轻时的莽撞；有时候是朋友送的书，扉页上的签名像故人温热的掌心。这时候在灯下细读，那些字句就像刚犁开的泥土，散发出和第一次阅读时完全不同的香味。这香味不仅把时光拉回泛黄的青春底片，更像无声的钟声，敲打着现在沉寂的心壁。原来，故纸堆里深埋的，不是冷掉的灰，而是从来没熄灭过的火种。

给书报安“家”，何尝不是在安置自己的灵魂呢？书柜里一层层叠起来的，是用字纸砌成的台阶，是岁月从时间里打捞上来的珍珠。当外面的世界吵吵嚷嚷地往前奔，只有这一方木格子围出来的安静角落，安放着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字句，也安放着从字句里长出来的自己。那书柜就像静静敞开的门，邀请我一次次回到精神老家——在纸张的田垄间弯腰，不断捡拾起从前播下的种子；这无声的耕种，只为了在将来的某一片心田，能再次听见生命破土而出的细微声响。

□甘元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