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十月，故乡开江的田野又热闹起来。农人们佝偻着腰，在收割后的土地上挥动锄头，挖红苕、种小麦。这场景总让我想起记忆里的味道——新翻泥土的腥气裹着枯萎藤蔓的干香，混着红苕的清甜，隔着三十年的时光，依然悠悠地漫上心头。

挖红苕是一门技术活。大人们挥动锄头，一窝窝红苕便完整地现出身形，像刚出土的玉雕。而我总是笨手笨脚，锄头落下时，红苕要么拦腰斩断，要么劈成两半。母亲常举着断成两截的红苕叹气：“这孩子，好像跟红苕有仇似的？”

那时的红苕，不过是粮食的补充，品种单调得可怜，哪像现在超市里“紫薯”“板栗薯”琳琅满目。它们干而面，甜得寡淡，像乡下孩子木讷的性格。可正是这不起眼的东西，在青黄不接的年月里，是实实在在的“救命粮”。

午饭时分，揭开老木锅盖，蒸汽“嗡”地一下散开。中央是座白米饭的孤岛，四周环绕着土黄色的红苕海洋。我们碗里的“海洋”总比“岛屿”多，若不吃，饥肠辘辘的肚子可不容商量。

孩子们为那口白米饭，没少跟父母斗智斗勇。三姐是此中高手，她总是第一个吃完红苕，理直气壮地去添白米饭。直到有一天，我们撞见她端着碗在院坝里转悠——原来红苕都喂了鸡狗。母亲气得举着扫把追，骂她“糟蹋粮食”。

前些年读到黄陂才子稻田明月厌吃红薯的文章，笔调诙谐，情致宛然。我却纳闷：红苕至于让人这般厌恶吗？回想自己的童年，倒没滋生出那样强烈的情绪。或许我家红苕出现得少，抑或我天生对食物怀有朴素的宽容。非但不厌恶，那从泥土到餐桌的过程，反倒充满劳作的趣味。

清洗红苕是一场欢乐的游戏。我们不用盆，那太拘束，背篼里装半篼带泥的红苕，提根木棒槌，到屋前小水塘边。将背篼浸入清冽的塘水，用棒槌反复戳搅，再提起背篼摇晃，让红苕相互撞击摩擦。几番下来，清水变浑汤，红苕褪去泥沙，连薄皮也被搓掉许多，露出白生生的薯肉，成了斑斑点点的“花皮”。

洗净的红苕要上灶了。老柴火灶是厨房的王者，黝黑的灶膛里，橘红色的火焰跳跃着温暖。大铁锅刷得锃亮，母亲在锅底倒扣个空瓷碗，浇上清水，再将“花皮”红苕铺在碗周。中央端端正正放一大碗淘洗好的米，加适量水。盖上杉木锅盖，炊烟从烟囱袅袅升起，带着木柴与稻草的香气，融入傍晚青灰色的天幕。

待锅盖周遭白汽蒸腾，“噗噗”作响，浓郁的饭香与薯甜便弥漫开来。我独爱紧贴锅边的红苕——经过烈火炙烤与蒸汽熏蒸，靠近铁锅的一面沁出糖分，烤成厚厚的、焦香四溢的锅巴。用指甲小心揭下，琥珀色的脆壳在齿间“咔嚓”作响，极致的甜与脆迸发开来，这是任何精致点心都无法比拟的烟火甘美。

吃不完的红苕自有去处。母亲将其切成薄片，在竹簸箕里摊开，交给秋日的太阳和风。晒干的薯片有两种归宿：一是滚油一炸，瞬间舒展膨胀，变得金黄酥脆，抓一把边走边吃，是那个年月顶幸福的享受；二是直接抓把半干的薯片塞进嘴里，极富韧劲的甜需要唾液慢慢软化，一丝丝甜味能陪伴整个午后。

家在朱家槽的舅妈更有一双巧手。她将蒸熟的红苕去皮，在擦洗得发白的门板上，用菜刀侧面将薯泥拍成圆圆的小饼，撒上星星点点的芝麻。这些小饼晒干后收藏在陶罐里，待我们这些外侄去了，便用热油一氽。外皮焦脆，内里软糯，芝麻香气与薯甜交织，构成童年味觉记忆里辉煌的殿堂。

红苕的妙用远不止于此。母亲每年磨制大量红苕粉，那略带灰褐色的粉末给肉片上浆，炒出的肉比生粉更爽滑鲜嫩。做成肉丸、肉糕更是绝妙——尤其是肉糕，蒸熟后半透明、润泽的深褐色，用筷子夹起能颤巍巍地抖动，弹性十足。

如今，当年被我们嫌弃的红苕，竟在城市餐桌上完成“逆袭”。它被冠以“健康”“粗粮”“养生”的名号，身价倍增。偶尔在寒风中买个烤红苕，香甜软糯，捧在手里是实实在在的温暖，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少了点什么呢？

少了柴火灶里稻麦草燃烧的“噼啪”余温；少了塘边清洗时棒槌溅起的水花冰凉；少了三姐被母亲追赶时的又哭又笑；少了母亲在昏黄灯光下切薯片的柔和侧影；少了舅妈从紧巴巴的用度里留出薯饼的质朴心意。

我怀念红苕的滋味，更怀念孕育这滋味的年月。那一切像褪色的年画，只剩模糊温暖的轮廓，让我在深秋时节反复摩挲——怅惘而甜蜜，如同捧着一个不再完整的梦。

□唐天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