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每天我都在凌晨的睡梦中，听到水缸里响起“哗哗”的倒水声。那是母亲顶着星星或月光，踏着露水或泥泞，从两里外那口井里挑回来的。水缸满时，天也亮了。

我七岁时，九岁多的二哥从抬泥巴玩的游戏中得到启发，说我俩可以帮母亲抬水了。我们便跌跌撞撞地抬着半桶水，晃晃悠悠地倒进水缸。但我们个子实在太矮，路上又尽是坡坡坎坎，木桶总在石梯边缘撞得“嘭嘭”直响。我们担心把桶底撞坏了，母亲却哈哈大笑地说：“不怕，你们再长两年就不会撞了。”

一年多后，桶底没被再撞过，我们还可以抬满满一桶水了。

满满的一桶水，簸簸浪浪悬在空中，走在后面的人，可以看见倒映在桶里的风景：道路两边那些小麦苗、稻谷苗、苞谷苗或松树、柏树、黄荆树的影子，在微漾的水波中不断闪现。

自从我们能抬水后，母亲就很少挑水了。每天放学后，我们就往返于水井和水缸之间。有时，也会在途中去逗蚂蚁、追蝴蝶、捕蜻蜓、掏鸟窝，去井旁的水田里捉鱼虾、逮黄鳝。有时捉到一二十条小鲫鱼，晚上，母亲把鲫鱼剁碎，加入盐、芡粉和葱粒，煮出一盆香喷喷的鱼丸汤。有一年谷黄时节，二哥捉到一条一尺多长的鲤鱼，我们兴奋地抬着大半桶水往家里跑。那天，水桶里的风景活蹦乱跳、鲜红似火。

母亲常说：“我们这山上以前是不缺水的，屋后那些冬水田里，一年四季都是满满当当的，里面的鱼一两尺长。田边的水井里，碗口粗一股活水，根本吃不完，就从半山腰那个叫‘一湾水’的沟里，流到山下去了。但自从1958年玉堂水库的渠道修到山脚下，放了几个月炮之后，山顶上的水脉被震断了，水井便干了。好在夏天想喝凉水，还可以到一湾水沟的半山腰去接。”确实，一湾水沟那眼泉水远近闻名。酒盅粗的清泉从石缝里汩汩流出，冬天热气直冒，夏天冰凉刺骨。山下的几户人家用竹子做成水槽，将水引入家中。路过的人总喜欢趴在竹子的接头处，把肚子灌个半饱。但我们山上的人想喝凉水时，既不能挑，也不能抬，只能用水瓢去端，因为那石梯实在太陡了，上坡时额头老是碰到石梯。我们只能小心翼翼，目光在凹凸的路面和水瓢里的天空之间忽闪。回到屋里时，往往只剩半瓢水。

当我和二哥的年龄更大一些时，就找来一根结实的长木棒，开始一次抬两桶水。肩上的重量增加，走路的速度自然慢了，水桶里的风景更加清晰，就像电影中的慢镜头缓缓滑过。

土地承包到户后，乡亲们盼了多年的公路终于修到了山下，就从一湾水沟那泉眼下边几丈外的地方经过。炸雷似的炮声响了几个月后，一条泥土公路蜿蜒向前，那眼山泉却不知所终。出水口两边不知被滋润了多少年的石壁，就像两瓣干裂的嘴唇，翻卷着几层褐色硬壳。我们抬水的那口井里的水量也慢慢变少了，每天只在井底徘徊。七八户人家的水桶常常在井边排着长队，有些桶壁被太阳烤得露出了汗渍一样的水垢。轮到我们时，二哥踩着以前淹在水中的石阶下到井底，舀起浑浊的泥水再吃力地举到井沿。回家的路上，看着桶里的风景变成了涌动的浊浪，我感受到住在山上的无奈。

我们只有去更远的邻村叫“张家梁”的地方抬水。那水井四周都是波光粼粼的冬水田，水量充沛，供养着三十余户人家，井边人来人往。我和二哥抬着水桶，就像两只蜘蛛，绕行在无数田埂织成的蛛网上。

一个遍地金黄、蝉鸣鸟叫的秋天，二哥外出读书。我开始一个人挑水，同时成为家中耕田耙地的主力。随着手上、肩上的老蚕不断增厚和个子不断增高，我的力气大了许多，也意外见到了水桶里更加美丽的风景。每天，我挑着水桶一路小跑，瓷实的桑树扁担在肩上弹出“咯吱咯吱”的旋律，水桶忽闪忽闪地打着节拍。只要步伐的大小、快慢与水桶晃悠的弧度同频同振，无论我的脚步有多快，桶里的水也只是荡起圈圈有规律的涟漪，而不会洒出一滴。一路上，水桶里的风景就像快镜头一晃而过，云朵在桶里随波翻卷，太阳在波浪里闪着金光。即使途中需要换肩，我也只是轻轻将肩膀和腰部一扭，那打着节拍的扁担就旋转到了另一个肩上。两只水桶交换位置时，划出一道潇洒的圆弧，桶梁就顺势挂掉路边几片鲜绿的叶子或几颗金黄的麦粒、谷粒，给桶里的风景增添别样的灵气。

二哥离家三年后的那个金秋，我在种完当季庄稼后，特意将水缸挑满，也离开了家乡，挑水的扁担又回到了母亲肩上。那时，母亲五十多岁，我能想象她肩上那水桶里的风景，一定是平缓的、沉静的。她至少要歇五六次，才能从张家梁走回家中。大妹倔强地想在屋后打出一口井来，她一锄一锄地挖，一撮箕一撮箕地往上吊土。挖了两个多月，挖出了一个直径一米多、深达两层楼高的坑，但没见到一滴水。我和二哥知道后，立即写信叫她不要再挖了，以防塌方。

时光在母亲肩上的水桶里慢慢流过，她的腰身越来越佝偻了。几年后，张家梁那口水井也慢慢干涸。母亲只有从一湾水沟那眼山泉的“遗址”下去，沿着公路再向东走一里多，去到那个叫作“张家沟”的石崖下的水凼边，将背篼里那长长的塑料口袋舀满，再用麻绳扎紧背回家。一湾水沟陡峭的石梯迫使她从那水凼处继续向东，就像一只蜗牛从张家沟稍缓的石梯路上慢慢爬行，爬上张家梁，再转身向家里走去，沿途只能听到母亲沉重的脚步声和塑料袋里发出的“咕噜咕噜”声。回到家后，她全身大汗淋漓，即使数九寒天，衣服也会湿透。白发苍苍的母亲，和她背上缓慢移动的“水塔”，成了山梁上令人心酸的风景。

眼看母亲的脊背在背水途中一年一年地弯下去，二哥和我在母亲69岁那年，将她接到达城居住，远离了缺水的烦扰。

2022年，离开老家已经二十三年的母亲听说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老家的水泥公路修到了院坝，自来水、天然气安进了家中，屋后冬水田改建的池塘里，鱼儿已是一两尺长，就天天念叨着要落叶归根。

我们将母亲送回老家，她拄着拐棍几步跨进厨房，拧开水龙头，全家人看着透亮的清水相视一笑。我将那苍老、枯槁的水桶，放到屋后的阁楼。我惊喜地发现，水桶中那些水垢，经过岁月积淀后形成的花纹，才是最美丽的风景。

□杨泽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