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连渠

任炜章，也叫任伟章，又名任秉杰，字用丰，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出生于四川省南部县石泉乡广川庙村。1910年，任炜章进入南部县高等小学读书，与一批正派热血青年李载浦、张友民等为友，并受到他们进步思想的影响。1917年，高小毕业的任炜章回到老家当起了乡村老师，不久受乡民们喜爱推选任大桥场团总。1920年，任炜章考入杨森兴办的讲武堂，跟随杨森一路南征北战，1927年，升任第二十军第九师第十八旅旅长。

1929年1月，杨森来到渠县防区，因没钱没粮，便以招兵买马为借口，打发任炜章带领其手下回南部老家谋生。已是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的李鸣珂，正深入川军中大力开展兵运工作，得知任炜章回到南部县，亲自上门策反。于是，军委军运干部李载浦、特工队队长汪治国等地下党员潜入任炜章部开展兵运工作。同年冬天，李载浦、汪治国又介绍任炜章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炜章所在的十八旅计划于1930年春节发动起义，可杨森听到一些风吹草动，而任炜章又救过自己的命，于是将其调到第六混成旅当旅长，后又进一步削减他的兵权，直接降为第四混成旅副旅长，1932年委署其在渠县担任县长。

重视地方建设

任炜章改任渠县县长，其就职演说是：“对上不阿谀奉承，对下讲民主平等。”一边悄悄干革命，一边兼顾民生，任炜章又拿出当年任大桥场团总时的原则，清廉为官，公正处事，心向百姓。短短几个月时间，其务实能干的形象就在渠县人民心中树立起来。

任炜章出身于书香门第，得到了比较良好的中国传统式启蒙教育，在诗文、书画方面都很出色。他一上任就组织续修编撰了七八年之久而未成的《渠县志》修订工作，想办法找钱、印刷、分发。《民国·渠县志》脱稿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未刊印；至民国二十一年五月（1932年5月），前后经过三次补充完善，于当年底成书付印。全志计十二篇，共六十六卷，60万字。可惜其书存世不多，县内仅档案馆存足本一套，是为特藏。

任炜章重视文化，还锐意振兴实业，为民谋利，创办了渠县第一所职业中学，为地方培育人才。1932年7月，他向县教育局局长周人杰下一道手令：立即筹办职业中学一所，限在明春开学。手令中直接任命当时中共渠县有庆区委书记、有庆小学教员王致伟为职业中学筹备主任。

任炜章任上惩治土豪劣绅，严厉打击土匪，不时出巡区乡，为民申冤，亲审案件，不畏权贵，并搭救了一些被国民党诬陷为“匪”的青年（实为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

为十九路军捐款

1932年，日寇进攻上海，更加激起全国已兴起的反日、抗日运动。任炜章积极支持各界宣传抗日，在他带头乐捐之下，办事人员随之踊跃捐献，共捐大洋200元汇至十九路军。

民国《渠县档案》记录了民国二十一年三月任炜章发出的抗日宣言：“迳启者，溯自沪变发生来，倭寇恃其机舰枪炮精利，侵佔我繁荣地域，屠杀我亲爱民族，全仗我十九军大好健儿，牺牲头颅，喷洒热血，拼命与之搏击，阻其长趋直犯之势，长江流域赖以保全。惟我十九路军以血肉身躯当惨酷弹丸，苦战日久，疲劳异常，凡我后方赖其安全者，谊当缩衣节食，抽出金钱，输送前方，聊作犒慰。兹拟凡属本县在口人员，其月薪二十元以上者，捐纳百分之五，月终汇齐由中国银行汇交十九路军以资接济，用制勤劳，各机关现任职员景明大义，谅能同表热忱，共纾国难。”

3月28日，渠县县政府发出第69号县长任炜章署名的训令，命该县各机关、法团、各区公所、各场团督等：为令知事，溯自沪变发生以来……聊作犒慰。注由本县长发起，在各办事人员，每月在薪资项下抽捐百分之五，共计贰百元。从四月一号起，由第三课代交重庆中国银行，汇至十九路军验收，并各集各机关法团会议，酌定抽捐数目，当经一致可决。除分令外，合承抄发议定抽捐数目，令仰该即便遵照。按月将捐款缴本府庶务处收齐归垫，勿违。

同时，任炜章还发给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电文，称：南京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军长蔡及全体官兵各同志均鉴。自沪变发生来……惟我十九路军苦战日久，疲劳殊其。炜章亦军人之一，现因环境关系不克，力效前趋，共尝甘苦，谊当省食缩衣，抽出金钱，输送前方，聊作犒慰。兹同所属各职员在应得薪资项下月捐百分之五，从四月份起交中国银行汇至十九路军，以资接济，尚祈于汇到时俯赐验收，藉展微忱。第二十军四混成旅副旅长兼渠县县长任炜章叩。

民国《渠县档案》中还保留了任炜章给重庆中国银行的电文，其文曰：重庆中国银行鉴，渠县县政府同人每月募捐洋二百元作十九路军慰劳费，由贵行汇至沪上，从四月份起，另函交汇，特先电达，尚希智照。

捐资一事，由任炜章发起，并相继做了大量准备和联络工作，充分显示了任炜章作为中国军人、共产党人的一腔爱国热情。

建立人民武装参加红军

1932年5月，任炜章借用自己县长兼摄渠县保卫团办事处处长的身份，安排侄儿任碧辉出面，暗中拉起了一支200多人的武装，先取名为“平民军”，自认司令，司令部设在西充槐树场西禅寺。6月，任炜章的部队由南部取道阆中、广元到南江，7月，李载浦秘密潜入渠县，任炜章更是如虎添翼，加之部队劫富济贫，维护、帮助贫苦百姓，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参军的人很多，“平民军”队伍迅速壮大到了2000余人。任炜章一边扩建部队，进行军事训练，一边向士兵宣传革命道理，整顿军纪。领导升钟寺起义的张友民在起义失败后，受党的派遣也来到了任炜章的部队。

8月初，李载浦以护送任炜章未婚妻到渠县完婚作掩护，密商起义事宜，不慎泄密。杨森以召集麾下骨干到南充庆江楼开会为由，准备暗中对任炜章实施抓捕。由于任炜章早有准备，一面叮嘱李载浦立即将部队转移到西充槐树场西禅寺一带集结，一面带两个便衣手枪连提前到达南充。第二日天不亮，任炜章便带一个手枪连入城，一个连负责接应。一大早就闯入庆江楼的任炜章，搞得杨森猝不及防。任炜章三言两语与杨森作别后，在昔日队友掩护下迅速逃出南充城直奔西充，顺利到达“平民军”驻地。任炜章就此离开渠县，后在桃园寺发动了“桃园起义”，并以桃园寺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任炜章见到红四方面军73师师长王树声、政委张广才时，恳切地表达了参加红军的愿望，王树声等同意接收“平民军”为正规红军。

参加红军后，任炜章率部配合红四方面军主力夹击南江。1933年1月19日，红四方面军代表在南江高壁庵宣布将“川北民军”改为“红四方面军独立第一师”，任炜章任师长，李载浦任政治部主任，张友民任参谋长，原红12师政委刘杞任政委。1933年2月1日，任炜章率部从南江城东“迎晖门”攻入，解放了南江城。在反“三路围攻”战役中，任炜章率部于旺苍普子岭击败了田颂尧部两个旅。1933年2月19日，任炜章与三千官兵共同签署了参加红军宣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对任炜章等发来嘉奖电。当天，《红色中华》第一版刊登了由任炜章签署的《参加红军宣言》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嘉奖电》。

1933年3月的一天，张国焘在“肃反”中以“改组派”的罪名将独立一师营以上干部全部逮捕，任炜章等于4月被错杀于南江赶场溪。1937年，党中央在延安为独立第一师平反昭雪，把任炜章、刘杞、张友民、李载浦等人追认为红军将领，并列入革命烈士名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四川省委、省政府为任炜章发了《烈士证明书》，《解放军烈士传》有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