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洪文

从前我总自诩有个“国防身体”，对健康从不顾虑，直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将这份笃定碾得粉碎。

7月14日深夜11点，剧烈的疼痛毫无征兆地袭来。大汗瞬间湿透衣衫，豆大的汗珠从脸颊滚落，胸前的胀痛陡然转为尖锐的刺痛。翻江倒海的痛感里，我忍不住用拳头狠捶胸口——我太清楚了，这是典型的“心肌梗死”。我强撑着摸出速效救心丸含服，几分钟过去，症状丝毫未减；换服硝酸甘油，依旧无济于事。看着身旁熟睡的妻子，她常年病痛缠身，我实在不忍惊扰，可心梗的致命风险容不得半分犹豫。被唤醒的她见我蜷缩在沙发上痛得发抖，立刻拨通了女儿女婿的电话——他们住在同一个小区，赶来后二话不说，把我扶上车便直奔大竹县人民医院。

医生迅速确诊：急性心肌梗死。当务之急是做心脏造影定位堵塞处，再紧急植入支架。近两个小时的抢救后，我终于闯过鬼门关。被推出手术室时，眼泪模糊了视线，这是我第一次真切触摸到生命的脆弱，也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渴望活下去。见我平安出来，妻子老泪纵横，攥着我的手反复念叨“老头子，你可算平安了”；女儿女婿的声音带着哽咽，外孙一声声“外公”钻进耳朵，那一刻，我才读懂亲情沉甸甸的分量。

接下来的日子里，妻子端茶喂药、擦身洗脸，把我照料得无微不至；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也专程前来探望。在众人的暖意里，我渐渐康复，顺利出院。医生反复叮嘱，回家后要静养、按时服药，一个月后必须回来做第二根血管的支架手术。可一个月后复诊时，医生却面露难色：第二次手术风险远高于第一次，可能引发心脏大出血，县医院没有十足的把握。

妻子和女儿女婿商量后，当即决定带我去重庆新桥医院。一系列检查后，医院确定了手术方案，可大医院一床难求，我们只能回家等床位通知。漫长的一个月里，每过一天都像在熬，直到电话响起的那一刻，悬着的心才落了半分。

手术日期定在9月6日，当天上午11点30分，手术推车缓缓将我送进手术室，我心里像揣了团乱麻：既怕手术失败，又舍不得门外的亲人，还惦记着没来得及道谢的人——并肩多年的战友、朝夕相处的同事、老年大学里的师生……躺上手术台，无影灯晃得人睁不开眼，我却格外清醒地感受着每一步：挂输液瓶的微凉、静脉穿刺的轻痛、手术区消毒的凉意、铺手术单的厚重、动脉局麻的酸胀。手术进行到下午1点，主刀医生突然停了手，说血管堵塞比预想中严重，需要出去和家人商量调整方案。接下来的20分钟，我独自躺在手术台上，盯着天花板数着时间，直到医生的脚步声再次响起。三个小时后，我终于被推出手术室，眼泪再也忍不住，顺着眼角往下淌。守候在外的妻子和女儿，我们三人紧紧相拥，哭声里全是生死重逢的喜悦。

回到病床，主管医生却带来了坏消息：手术并不理想。血管堵塞太严重，支架根本无法安放，只能用球囊扩张暂时缓解，半年后还得复查，再决定能否做支架。这话像一盆冷水，瞬间浇灭了我的期待，可转头看到身旁的妻子，勇气又一点点冒了上来。

这场生死劫难教会我的，比过去几十年都多：生命脆弱如纸，一戳就破；可亲情坚如磐石，能扛住所有风雨。往后的日子，我会好好遵医嘱治疗，把每一刻都攥在手里珍惜。陪着好妻子、好军嫂，也陪着身边每一位亲人与朋友，让有限的生命，活出该有的精彩与分量，不负此生，更不负爱我和我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