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芳

冬至，被一树红得闪亮的果子吸引了眼球。

是冬青。

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呢？就像雾霾深处透出的阳光，无垠雪地钻出的山茶，厚厚脂粉堆中突然露出一张素净、红扑扑的脸蛋。

我站住了，欣赏着天地间的红与翠。墨绿、厚实的叶子，绷着一层凛凛的油光。豆粒儿大小的红果子长在枝头，红艳艳，亮晶晶，似寂寥天地间的一支支火把，又似一声声倔强的呐喊。

这红，我在儿时冬日拾柴的山间见过，在冰天雪地的玩闹中凝视过。满目萧然里，它总是率先跳进眼里，用其生机和美艳。即使手脸冻得通红，也要去折那长刺的枝条，摘那红红的果子，把它供在案头，插在玻璃瓶里，光是看着，就很欢喜。

就如老家院子里的柿子树。每到深秋，叶子早早落尽，干干净净、瘦瘦硬硬。黝黑的枝丫，铁画银钩般地伸向铅灰的天空，构成一幅疏朗又坚硬的画。那一个个红得发亮的柿子，就像一盏盏点燃的灯笼，结实又深情地挂着。

冬青的红是润的、亮的，含着灵气，柿子的红，却是凝练的、深邃的，透过阳光，能看见晶莹的蜜糖似的果肉，仿佛日子将季节积蓄的所有暖都紧紧锁在这灯笼里。

每次父亲说大家都爱吃这柿子，又有谁来摘柿子了，我就既骄傲又着急，父亲总是那么笃定地说：“知道！知道！不会都摘光，好看的，留着等你回来看。”

父亲懂我的心思，也懂柿子的“果语”。这红红的灯笼，赛过华美的装饰，胜过喧嚣的祝福，不言不语，高高举着，从秋到冬，照亮一个又一个寒夜，传递着世间最朴素最美好的念想——事事如意。

墙角处原来还有一棵南橘树，在拖家带口的清贫岁月里，树也长得东歪西倒，一年到头不挂果。我考上师范学校那年，破天荒挂了好多果，果实小小的，皮也粗糙，可在万物凋敝的时节，它那由青转黄，再透出橘红的颜色，却照亮了一个少年的一生。我至今都清楚记得那天的满足和幸福：母亲将摘下的橘子装了满满一口袋，让我带到学校去，想家了就吃两个。在拮据的岁月里，那抹橘红，就是实实在在的、可触可感的温暖，是清苦岁月里袅袅升腾的生活热气。

中国人爱红色。这爱，是沁到骨子里的。

年节的对联，新娘的盖头，都是红色的。平常日子，这红是收敛的，俗气的。唯独到了冬天，天地肃杀，万物皆藏，那依偎在绿叶丛中的红玛瑙，被天地中的灰与白，衬托得格外精神，格外耀眼。它们不娇嫩，不矜持，自顾自地红着，在这最严酷的时节，完成生命最浓烈、也最本分的一笔。

这，或许可以上升到红色美学了。它不尚娇柔，不慕繁盛，要的便是在这日复一日的萧条里，迸发出一种热望，一种精神。这红，是生命与严寒签下的一纸战书，是时光深处不肯熄灭的一粒火种。

冬至，这一滴浓稠的墨汁，终将宣纸一一洇染。“冬至，一阳生。”绝处，正是生处；至寒，方见热肠。冬青的果子，柿子的灯笼，橘子的橙光，这些深深浅浅的红，化作一团团温存的暖意，让我心里感到满满的温热和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