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继华

我的出生，平凡得像一粒尘埃，却在命运流转里，融入了两段温暖的时光。

母亲师范毕业后，便与同学结为连理。然而，母亲结婚后不久，其丈夫就因不堪世事纷争而自尽了。这段往事，母亲始终缄默不语，我是从她闺蜜零星的叙述中拼凑出来的。后来，母亲与已有两个女儿的爸爸重组了家庭。爸爸是当地学校的教导主任，我出生时，母亲已三十岁，大姐长我十二岁，二姐大我六岁，她们住在渠县的婆婆家。于是，我成了母亲身边的第一个孩子。

母亲被调到大竹县石子区四合乡小学后，父亲也转至高穴区五仓乡。因为教师上课期间不能带孩子，刚满一岁的我被送到高穴区的张婆婆家寄养。

张婆婆不以务农为主业，而是靠照看孩子维持生计。她用积攒的钱建了一栋砖瓦平房，与前面的旧院子相比格外醒目。她失去三个亲生的婴儿后，按照乡俗领养了大毛“押长”，之后亲生的二毛与凤儿都平安长大。

张婆婆待我如己出。吃饭时，她会悄悄教我：“第一碗少盛些，吃得快，才有机会舀第二碗。”每次去坐席归来，她的衣襟里总是藏着偷偷留给我的炒胡豆或糖果。夜晚，我常睡在她身旁，听着她哼唱的歌谣入睡。这些偏爱，常惹得大毛、二毛嫉妒。张婆婆不识字，却深信“树杈不修要长歪，子女不教难成才”。有一次，凤儿姐带我去捡谷穗，回家后，张婆婆见她背篓里的谷穗整整齐齐，断定是偷割的，不仅责打她，还将谷穗悉数归还给生产队。

张婆婆能干却也倔强，洗衣做饭、操持家务全揽一身。琐事堆积时，难免会烦躁，她有时与丈夫争吵，甚至动手打架。每遇此时，我便冲到他俩中间，推着张婆婆快跑，使她少受些皮肉之苦。如今想来，那些吵闹如同灶台间的锅碗碰撞，反而成了生活乐章中独特而和谐的音符，在吵闹与和解中，感情反而与日俱增。

在张婆婆家的日子，是我记忆真正开始的时光。她家的房子前面是一个四合院，唯独正前方无房，似一扇永远敞开的大门，一眼望去，公路那头的农田如巨幅织锦，随四季流转变幻色彩：春来嫩绿，夏至浓翠，秋染金黄。低矮的屋檐沉淀着岁月痕迹，青砖黛瓦间苔痕斑驳。清晨，鸟鸣如轻快的序曲，开门声、人语声、炊烟袅袅，交织成田园诗般的日常。我们这些“小尾巴”跟着大孩子捡柴割草，在四季流转中野蛮生长。

夏天是最快活的，我们赤脚蹚进河沟摸鱼捉蟹。清水见底，鱼儿溜得快，倒是横行的螃蟹常被我们逮个正着。那时的我们，在蓝天白云下，任由童趣挥洒，只是冷不丁被螃蟹的大螯夹住手指，疼得哇哇大叫，才为嬉闹添上一笔鲜活的痛楚。冬天，村庄上空飘着广播声，我们模仿着“这里是长征大队”的开场白，把童真演绎得煞有介事。“长征大队”这四个字，从此铭刻于心，任凭岁月冲刷，也从未褪色。

夜晚，煤油灯灯影摇曳，张婆婆哼着我听了无数遍的歌谣，用粗糙的手掌轻拍哄我入睡。而我常望着墙壁出神，想象着父母的轮廓。于是，寒暑假是我最期盼的时光，父母会带我坐上颠簸的客车，前往渠县的婆婆家。

婆婆家早年也算体面。爷爷曾是一名开明商人，坚持送大姑、大爸入川大读书。我从未见过大姑，只是在照片上见过她穿阴丹蓝旗袍、梳学生头的模样。1948年，爷爷家遭盗窃，急火攻心下突发脑溢血去世。子女们为他风光大葬，几乎耗尽家底。此后，大爸远赴贵阳，三爸定居成都，幺姑在广元，唯有婆婆与幺爸留在渠县。

婆婆的家，狭小逼仄，屋里有一张床，床前摆着一张吃饭的方桌。桌子一边紧贴着墙壁，只能在另外三边落座。靠墙的另一边立着一个柜子。两扇门各通一处，一扇通向后边屋檐下搭建的厨房，背靠一完小的围墙，另一扇门则通往两家共用的堂屋，我们回去了就在堂屋睡。婆婆精明能干，尤其烧得一手好菜。炊烟升起时，香气能飘半条街。她靠子女每月寄的五元钱生活，却仍乐善好施，邻里都夸她心肠好。

在渠县的日子满是甜，一支粉红色的透明冰糕便是无上的享受，我总是一点点地舔，让清凉的甜意漫入口中。懵懂的我们踏入电影院，很快便陶醉在幕布上的黑白世界里。而最让我魂牵梦萦的，是那条静静的渠江。江面如镜时，倒映着岸屋云影。渡轮鸣笛而过，船尾浪花翻涌，与云朵相映成趣。夏日，我们便在浅水区嬉戏打闹，乐而忘归。

那些日子，我曾以为只是寻常的快乐。直到多年后，婆婆临终前紧握父亲的手声泪俱下，我才恍然明白：自从爷爷去世后，她独自撑起的不仅是家，还有漫长岁月里无法言说的孤独。尤其是眼睁睁看着成绩优异的幺爸因为成分问题无法上大学，成为她心中难言的隐痛。令人欣慰的是，子女们始终孝顺，常回家探望。而幺爸也通过自学取得大学文凭，从知青成长为教师进修校职工。这份迟来的圆满，仿佛是对婆婆一生隐痛的温柔补偿。

儿时的记忆，是一幅永不褪色的画卷：母亲怜爱的目光，父亲宽厚的怀抱，三爸递来的压岁钱，幺爸灯下苦读的背影，还有那追蝶入菜花、无处寻觅的欢畅，最难忘的是婆婆端出的热菜，张婆婆呢喃歌谣所带来的两段温暖时光，成为我心底最柔软的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