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景瑞

历史上在达州做官的，有的因功绩入名宦祠，供人敬仰，如北周时期的通州刺史辛昂；有的高升贵为宰相，建六相祠供奉，如唐代的李峤、李适之、刘晏、韩滉、元稹和宋代的张商英；有的建专祠供后人祭祀，如清代的徐元本、陈克让，因此，便有了如今的徐公祠巷、陈公祠巷；有的则留在史书和后世者的口碑里，清代达州知州陈庆门便是其中之一。

陈庆门，字容驷，号滑川，陕西周至人，清雍正元年（1723年）考中进士，雍正七年（1729年）任安徽庐江知县，同年升为安徽无为州知州，雍正十一年（1733年）调任六安州知州，同年任亳州知州；乾隆元年（1736年），他被补为达州知州，次年到任。

主持纂修乾隆《直隶达州志》

达州历史悠久，东汉永元二年（公元90年）建县，至清朝乾隆年间，却没有留下单独的志书，明朝正德年间的《夔州府志》中虽有一些记载，但很不系统，也不全面。陈庆门任达州知州后，主持纂修乾隆《直隶达州志》，乾隆七年（1742年）完成志稿，同年刊刻。继任知州宋名立又对志稿详细审定，进行续纂，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刊印增刻本。

清朝的州有直隶州和散州之分。直隶达州建制始于清朝雍正六年（1728年），由夔州府升为直隶达州；嘉庆七年（1802年），直隶达州升为绥定府，历时74年。直隶达州还辖东乡、太平、新宁三县，境域相当于今达州市的通川区、达川区、开江县、万源市、宣汉县和重庆市的城口县。

这部志书系统记录了清代乾隆以前达州的地理沿革、行政区划、政治制度、经济状况、人口变迁、文化教育、风俗民情；记载了赋税、田亩、物产、商贸、物产种类，以及手工业、市集贸易等情况；反映了当时基层社会的治理模式与经济生态；详细描述了达州的山川形势、城池布局、驿站交通等；收录了古迹、寺庙、书院、牌坊等人文景观，保存了大量今已消失的文化地标信息，以及大量碑刻、诗文、科举人物传记，保存了本土文学与学术成果。内容非常丰富，是现存最早的达州志书，是解码清代川东北社会的一把钥匙，是研究川东北地区清代社会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对达州人而言，它又是文化认同与历史自信的根基所在。

民国《达县志·政官门·秩官》写道：“达州明末遭流寇之乱，志书焚毁无存。庆门搜访采辑，编为一书。达之文献，至今不至湮没，皆庆门之力也。”

重视达州农业和民生

陈庆门任职庐江知县期间，为发展生产，给百姓耕牛农具，传授北方的耕种方法，动员百姓垦荒播种。任六安州知州时，此地原有陂塘水渠灌溉农田，有地方官员打算废塘为田，他坚持保留灌溉设施。任亳州知州时，传授当时关中的收淀犁法，督促百姓挑土垫地，开挖排水沟，增高农田，排除积水，继续耕植。

乾隆二年（1737年），陈庆门到任达州知州后，看到这里四野环山，田在坡地上，虽有通川江（今州河）、巴渠江（今巴河）这些江河，但田高水低，无法灌溉，一旦遇到干旱，百姓则颗粒无收。于是，他先让百姓改种旱稻，解决温饱问题，然后主持兴修水利，亲自率领所属官员和百姓修建堰塘，蓄水防旱。乾隆《直隶达州志》中，唯一记载“沟塘”的就是笔者老家达州东部经济开发区安仁乡的旧江湖、张家堰和曹家堰。如今的安仁乡，那时被称为“安人里”。不仅如此，为治理水患，陈庆门还修缮了达城附近的河堤。

陈庆门了解到相邻的巴州栽桑养蚕后，便写下两千多字的《训蚕桑》长文，动员达州百姓发展种桑养蚕业，并要求农历二月间，各家在住宅周围栽植桑树，官府于农历三月挨家挨户开展检查，对没有栽植桑树的人家进行处罚。他还详细向百姓传授辨桑、种桑、插条、整枝、采桑、择种、安置、蒸茧、缫丝等方法，使百姓很快富裕起来。

乾隆时期，达州西北，高山峻岭，少有平地，东南一带，山势渐平，土地肥沃。自张献忠扰乱以来，达州居民几乎全部逃跑，只有明月、翠屏二乡有百分之三四的土著人。湖广人入川后，烧除杂草，开垦出大量的土地，但有人隐瞒土地数量。从顺治开始，清廷清查各地隐占田地。陈庆门用清查出的隐占田地赡养因天灾、战乱、土地兼并、赋役等原因被迫离开原籍，流亡他乡，失去稳定生计的人群，让他们有了生活的依靠。

陈庆门心怀百姓，关注民生。其“本是同胞一体亲，勤伊开垦念伊贫。拼将一斗心中血，洒向桑田万顷匀”的《劝农词》，至今仍留在达州的志书里。

创办达高中前身汉章书院

陈庆门任达州知州后，深感这里遭受战乱，人口减少；来此不久的异乡人，又着急寻找谋生之道，无暇顾及读书教育的问题。加之，八方杂居，风俗各异，敦厚善良的达州民风不复存在，认为这都是作为士农工商之首的士风气不振所致。于是，他捐献俸禄聘请老师，为学生寻找可供学习的地方。

乾隆六年（1741年），陈庆门再任达州知州。这时正值清廷下令百姓缴纳粮食或财物捐入国子监，以便成为监生。陈庆门于是劝导百姓在仓费、部费外，再多捐钱修建书院，并置买学田，资助师生费用。士人非常开心，争先缴纳，并想先进入乡学，为自己的学业打下基础，以备将来进入国子监读书。他在当地乡绅中筛选乡贡生王师贤，生员陈纬、高奎、李翀，以及乡里德高望重的程思明、陈大猷等人，负责书院银钱的收支，共同完成书院修建大事。书院所需木材取自凤凰山上的松柏，砖瓦石料取自翠屏山上的窑炉。经过数月的努力，花银492两，用工664人，在州吏目署前修建起讲堂5间、斋房20间、门房2间、牌坊3间、照墙一座的宣汉书院。从此，开启了达州有书院的历史。嘉庆九年（1804年），知县余永宁以门向不合体制，将宣汉书院南移到城东文昌宫左侧，改名为通川书院，并添置双龙场义田一处。嘉庆十二年（1807年），通川书院又更名为汉章书院。

江苏太仓镇洋人王廷伟有感通川书院，题诗一首：“讲塾人才薮，文翁雅化传。即看多士济，总属使君贤。孝弟如为本，诗书在率先。春风被拂处，桃李满庭前”，给予肯定和赞扬。

汉章书院在达州的文明拓荒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它不仅是传播知识的殿堂，更是地方社会整合与文化建构的引擎，成为绥定府最高学府，填补了川东北官办教育的空白。作为汉章书院的直接继承者——达州市高级中学，既是清代官办书院成功模式的实物见证，也是如今人才培养的活态载体，成为达州历史悠久的中等教育学校。

人称儒吏史称循吏

陈庆门在雍正元年考中进士后，就跟随鄠（户）县的王心敬学习讲学，奉养父母双亲而不愿去做官。其母亲王氏看到这样的情况，便催促他，他才参加了官吏的选拔，被任命为安徽庐江知县。母亲去世后，陈庆门又回乡守孝，世称为孝子。

雍正三年（1725年），陈庆门奉命前去邻县舒城调查水灾，写下《舒城水灾行（并序）》，诗中描述了舒城水灾的惨状，表达了他对受灾民众的同情和对水灾的忧虑。这首诗不仅是对当时水灾的记录，也是陈庆门关心民生、体恤百姓的体现。他根据自己的做官经验，提倡“仕（为官）”与“学（治学）”的统一性，写出流传于世的专著《仕学一贯录》，成为言辞简练、含义深刻的清朝官员警句。在达州，陈庆门不仅主持纂修了乾隆《直隶达州志》，还留下了《忠孝祠记》《节烈祠记》《新建文昌宫记》《捐建书院记》《杨公传》等文章和《六相祠有感》《登小尖山绝顶》等诗词。其中，《春日登翠屏山》一诗写道：“厅事乘闲日，登临兴转添。花光浮鹫岭，柳意接茅檐。嫩绿铺平野，晴云度小尖。贪看山色处，自笑不成廉。”因此，人称儒吏。

陈庆门不管在安徽做官，还是在四川做官，一生忠于职守，为官清廉，生活俭朴，勤于政事，热心为百姓办实事，经常微服私访，体察民情，公正断案，深受百姓爱戴。离任时，百姓恋恋不舍。后因积劳成疾而归家休养，死于陕西周至的家中。陈庆门被称为清朝雍正、乾隆年间的循吏（守法有德的官员）。其事迹被《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一·循吏二》记载。

［本文写作过程中，除文中提及的志书外，还参考了1993年版陕西《周至县志》，并得到周至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