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传英

1994年腊月，深夜。狂风把木门吹得嘎吱嘎地响，病床上的大爷爷拼尽全力坐起来，将一枚磨得发亮的顶针放在我手中，他说：“这是你祖奶奶留给我的念想，你把它和我一起埋了吧……”这一年，大爷爷82岁。

大爷爷名叫郭全中，1912年腊月十五出生于宣汉县十字溪郭家湾一佃农家庭，其父亲郭南山憨厚老实，家庭重担全压在母亲胡进珍的肩上。大爷爷6岁时，父母送他读了两年私塾，随后跟着父母种田为生。

1929年春，固军坝农民武装起义打响，革命的火种在万源、宣汉一带迅速传播。游击队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地下女交通员，她就是我的祖奶奶胡进珍。有一天深夜，大爷爷见祖奶奶还在油灯下缝补衣服，问：“娘，您在做啥子？”祖奶奶说：“我在干一件大事。”大爷爷不再追问，倒头又睡。

1930年春，清晨，祖奶奶将一件满是补丁的褂子塞到大爷爷手里：“全中，走，跟我去一个地方。”他们翻山越岭来到固军坝邬家沟，这里聚集着几十个身穿补丁的男女，他们每个人眼里都放着奇异的光，一位二十多岁穿着长衫的青年男子站在斜坡上讲话。祖奶奶在大爷爷的耳旁低声说：“他就是领导穷人闹革命的李家俊。”“这就是你说的大事？”他惊讶道。“是的，我们跟着共产党一起干革命！”祖奶奶期待地注视着大爷爷。大爷爷咬着嘴皮，点了点头。几天后的卯时，大爷爷正要赶往几十里外的深山集训时，祖奶奶将两个煮熟的洋芋塞进他怀里，又给他脸上抹了些锅底灰，叮嘱道：“记住，在外面脸上越脏就越稳当。”

1930年冬，冰天雪地，寒风呼啸，大爷爷趴在雪地里练习射击，满脑子都是“三点一线”等动作要领时，指挥官告诉他：“小郭，情报上说，你娘被敌人活埋在冉家坝了……”大爷爷眼前一黑，18岁的天空瞬间坍塌，其未满13岁的弟弟也下落不明，“被敌人杀害了。”“被亲戚藏起来了。”“被地下党救走了。”大家的说法不一，因大战在即，大爷爷顾不上悲伤和寻找，只想着要为亲人报仇。

1933年冬，有一天夜里，大爷爷两岁半的女儿突发高烧，大婆婆想把女儿送到河对岸的游击队卫生所救治，可河面被敌人封锁得死死的，她只能瘫坐在地上看着女儿的生命一点一点地消失。不久后，正在南坪、下八一带打游击战的大爷爷收到一封家书，家书上“女夭折”三个字犹如三颗子弹，连同仇恨一起再次扎进大爷爷的心窝……

1934年冬，红军部队战略大转移。临行前，首长拍着大爷爷的肩膀：“小郭，你留下。你媳妇身子弱，等以后有了娃再来找队伍。”手里紧紧攥着首长塞给他的两块银圆，目送着红军大部队渐渐消失在大巴山茂密的丛林中。后来，大婆婆因营养不良而流产，不仅终生不育，还一病不起。从此，大爷爷变成了一个普通农民，每天为一日三餐而劳碌奔波，根本无力去寻找队伍和弟弟。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他红军战士的身份也淡忘殆尽。

1963年春，机缘巧合，在工作队的帮助下，爷爷和大爷爷在失散32年后终于寻亲成功，兄弟俩不由得抱头痛哭。

原来，敌人想利用爷爷郭大忠作诱饵，逼迫祖奶奶胡进珍交出地下党的名册，地下党组织得知消息后，派人率先赶到郭家，并在乡亲们的掩护下，悄悄把未满13岁的爷爷秘密送出敌占区。被送出去后，爷爷一路向南奔跑，隐姓埋名、风餐露宿、沿途乞讨，最后到了达县映山乡。当时，有一姓吕的好心人看他实在可怜，就把他介绍给当地一姓黄的大户人家，让他在黄家当了一名“只管饭不拿钱”的童工。爷爷也因此而存活了下来。

1976年春节，爷爷第二次回老家探望大爷爷，我和爸爸也一起回去。大爷爷见到我们后，欣喜不已，一把将我搂进怀里。大爷爷头上包着一条洗得泛白的青布帕子，帕角整齐地轧在耳后，他的脸型方正，下颌宽大，鼻梁高挺，不善言笑，倔强之气溢于眉间；他身高约一米七，偏瘦，站在院坝里，腰杆笔直，仿佛一棵饱经风霜的树；他右手虎口的老茧厚硬如甲，俨然一枚沉默的勋章。

临别前夜，大爷爷问我：“英，你愿不愿意留在我这里读书？”我看了看爷爷和爸爸，有些为难地摇了摇头。出乎意外的是，爷爷和爸爸却异口同声地说道：“你愿意留下来就留下来吧！”我赶紧点头应允。大爷爷嫌石铁中心校条件差，就把我送到新华中学住校读书。我每个周末回石铁的“家”一趟，走拢就缠着大爷爷讲红军打仗的故事。那段时间，我觉得特别幸福。虽然，我和大爷爷相处时间不多，但耳濡目染的点点滴滴却已化作血液里的基因密码，为日后立志“讲好红色故事”增添了无穷动力。

如今，“郭全中”这个名字静静地躺在《红色土地上的丰碑》的书里，与宣汉县1149名“失联红军”铺展成一段壮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