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嘛，当年没有听老师的话，现在还在搬砖！”有一天，一位叫小栓的学生在朋友圈发了一段视频，拍打砖头之外，是他自我解嘲的“画外音”。

三十年前，正值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小升初不用考试了，乡镇中学突然涌进很多学生，我们的教室是借来的。

在我们镇中学的背后，派出所二楼会议室就是我们的教室。推开那扇漆皮剥落的木门，没有讲台，黑板是一块刷了墨汁的旧三合板。七十几个孩子挤在里面，久了，凳子腿儿便松了榫，吱呀作响；再后来，有些桌凳子就坏了。我心里总像揣着块大石头，觉得对不住这借来的屋檐。

所长每次来查看后，就淡淡地说：“孩子们念书，天大的事。坏就坏了，钉好就是。”他嗓门粗，话却像钉子，把我那点无用的愧疚，结结实实按回了心里。

“普九”喊得山响的年月，一个都不能少。作为班主任，我不停地家访，雨水泡透的田埂，一脚下去，深一脚浅一脚。所在年级只有一个“尖子班”，剩下的孩子，便像潮水退去后留在滩涂上的小螃蟹，被我们这些普通班的老师拾拢起来。有的学生简单的题都不会做，眼神里常有初春薄雾般的茫然。可那雾里，又总有一点未熄的光，怯生生地，等着人去拨亮。

守着一屋子的“滩涂”，日子便不再是铃声与课表的简单切割。它有了粗粝的质地和具体的形状。

那个调皮捣蛋叫小栓的学生，没来上学。在学生的提示下，我找到他时，他蜷在派出所楼梯拐角的阴影里，因为偷拿了镇上五金店的一个小东西。他没哭，脸脏得像块抹布，眼睛却直直望着墙上“坦白从宽”的标语。我不知哪来的火气，冲负责的老民警嚷：“他才十来岁！”嚷完，自己先愣住了。老民警看看我，叹了口气，挥挥手。我把小栓领出来，夕照刺眼，他忽然死死抓住我衣袖，肩胛骨像受惊的鸟翅般抖起来。那一刻，我明白这借来的教室，教的不只是书本，它还得“收容”迷途的羊羔。

放学后，或周末，我便行走山道，坐渡船过河，翻过长满蕨类植物的山梁，去寻找一个个学生。说服的话翻来覆去，无非是“读书才有出路”。有时灵，大多时候，面对的是沉默或叹息的家长，抑或是少女早早定亲后躲闪的眼神。

但也有光，真的被拨亮了的时候。

最亮的一束，来自山坳深处的孙家。她叫孙玉，又黑又瘦，像棵没长开的油茶树。父亲早逝，母亲多病，她是长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辍学那天，她来办公室，一直流泪。我说：“课桌我给你留着，随时等你回来。”

一个月后，得到亲友的资助，她真的回来了。眼神不一样了，那股狠劲儿，像要把课本都吃下去。她作文写得极好，不是辞藻好，是那股从泥土里挣出来的生命力，劈头盖脸。我在班上念她的周记，念她写母亲咳了一夜的声音“像破风箱”，写弟弟的学费是“压在胸口最湿最重的那块石头”。教室里静极了，只有她压抑地、轻微地抽泣。后来，她常悄悄在我宿舍门边放点东西：一把还带着露水的空心菜，几个青皮的鸭蛋。看着她的背影在山道上跳动着，像一簇不肯熄灭的火苗。

再后来，我离开学校，像一滴水汇入更喧嚣的河流。教书，不过三年。可那借来的教室，那些“滩涂”上的孩子，却成了我精神版图上最牢固的等高线。听说，小栓后来学了电工，在镇上开了间修理铺，手艺扎实。后来，他当起了包工头，搞起了工程。而孙玉，那簇火苗，竟一路燃成了灯——她读完师范，回乡从教，又从政，一步步，竟成了家乡县城分管教育的副县长。怔了许久，忽然想起孙玉那篇被我念过的作文结尾：“老师，知识是不是像手电筒？家里买不起电池，我就拼命跑到有月亮的地方，借它的光，也能看清脚下一小段路。”

那一段靠着热忱来教书的日子，是七十几位学生给了我无穷的力量——面对那一双双眼睛，我不敢辜负。我确信了一件事：教育，或许从来就是一种“借”的艺术——学校为我们借来一间教室，暂作知识的庙堂，我们与孩子互相点亮。

那三年，让我在往后所有的日子里，都不曾忘记，自己曾是看守过火种的人。即使火把早已交出，掌心那点灼热的印记，却还在。

□兰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