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世军

海拔1200多米的山顶上，一排三间平房，中间一间是村小教室，左边一间是村支两委办公室，右边一间是村卫生室兼村小厨房。

平房四周林木葳蕤，野草蓊郁，教室门前旗杆上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尤为夺目。

每年春节，我总会想起万源市罗文镇杨家坪村那所孤零零的山顶小学，一双双渴望的眼睛，一张张天真的笑脸，总会浮现在眼前，挥之不去。

2016年9月21日，雨过天晴、秋高气爽的早晨，我应邀随达州一位企业家及员工组成的慰问团，前往罗文镇杨家坪小学采访。

两个半小时的舟车劳顿后，一座巍峨的大山挡住了去路。我们一行人下车后，带着慰问品开启了登山之旅。蜿蜒崎岖的山路，与其说是一条路，不如说是放牛娃踩出的羊肠小道。路窄处，只能容人侧身经过；陡峭处，手脚并用才能爬上去；垮塌处，看着百米悬崖令人不禁脚打闪闪，只能谨慎地抓住岩壁上的枝丫，脚尖抠在凹槽处慢慢跨过。

到达山顶小学已是晌午，教室里的学生正在排队打饭。一勺米饭，半勺青菜，就是这些孩子的午餐。

这段山路让慰问团的一行人气喘吁吁，散坐在三角形的操场上，仰天张嘴喘着粗气。

50多岁的杨老师，头发已秃大半，身兼数职：校长、老师、厨师、炊事员……

全校从幼儿园到六年级共有7个班级12个学生，杨老师每天要把从幼儿园到六年级的课程逐一教一遍。

我们很好奇杨老师是如何教学的。在接下来的观摩中，我们看到杨老师先给幼儿园的两个孩子讲一会儿课，就让他们自习；接着教一年级的孩子做加减法，布置几道作业让他们慢慢做；尔后再教二年级的孩子……

课间休息时，慰问团的“理发师”给同学们理发，另一组人在操场上拔草打扫卫生，还有几名壮小伙拿起柴刀去砍树，到山路垮塌处架设木桥。

我主动与一个排队等候理发的男孩搭讪：“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读几年级？”

男孩并不怯生，在交流中得知，这个孩子名叫长路，10岁了，读四年级。

我从随身的背包里掏出一本《读者》杂志赠送给长路。或许是出于回报，他从书包里拿出他的日记本递给我。

“今天是爸爸妈妈外出打工的第235天，还有130天就过年了，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爸爸临走时问我想吃什么，到时回来就给我买。我一直在哭，没来得及告诉爸爸。我现在想告诉爸爸，我想吃西瓜，因为西瓜夏天就能吃到，不用等到过年才能见到爸爸了。”“听奶奶说，去年过年妈妈都回到镇上了，就因为回家的路垮了，妈妈不能回到家。我长大后，一定要把山路修得宽宽的，平平的。妈妈说，她就在山那边，想她的时候，到屋后的山坡上喊她，她就能听见。可我在山坡上喉咙都喊哑了，也没听到妈妈的回音……”

一页页的日记，歪歪扭扭的字，简短的几句话，胜过千言万语，读得我泪眼模糊，喉咙哽咽。

转过身，我拭了拭眼角，嘴角努力上扬，挤出一丝微笑，竖起大拇指对长路说：“你的日记写得真棒！如果参加日记大赛的话，你肯定能得第一名。”

“城里有日记大赛吗？”长路抬头望向我，眼里充满了期盼。

“有……啊！等你长大了，到城里去读书就能参加日记大赛了。”错愕间，我撒谎撒得自己都结巴了。

长路每天天不亮就得出门上学，要翻两座山过一条河，站在学校的山脊上就能隐约看到长路的家，但走路要走两个多小时，遇到刮风下雨或打霜落雪，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当同学们得知我是记者时，都央求我给他们讲故事。眼看时间快到下午四点钟了，马上就要放学，晚走一会同学们可能到家天都黑了。于是，我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下“再大的山，总有一条通向山外的路。”并对同学们说：“天太晚了，故事，叔叔就不讲了。我想把黑板上的这句话送给你们，然后我给你们拍一张全家福。”听说要照相，孩子们个个欢喜得连蹦带跳。

在教室门前的旗杆下，我用相机定格了山顶小学的12个学生和一名老师的瞬间。

这次慰问，我们能做的很少，给孩子们每人一个新书包、作业本、铅笔、圆珠笔，为他们理了发，为垮塌的山路架设简易的木桥。临别时，慰问团的每个人都翻空衣兜，将凑在一起的一把大大小小的钞票塞给杨老师。我们知道，这点钱不能给这些学生、这所学校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只希望孩子们每天的饭碗里能多一点油星。

十年过去了，我有很多次都想再去杨家坪山顶小学看看，却因各种缘由未能成行。时至今日，或许杨家坪小学已经撤校并入镇中心校了，或许杨老师已经退休颐养天年了，或许长路已经走出大山，身在城市的某所大学，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或许有的同学已经读完职校就业挣钱了，或许他们的爸爸妈妈打工挣了钱，已经在镇上或城里买了房，买了车，生活富足。

这些，我都无从知晓。在2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我采访过的人和事不计其数，只有这张杨家坪山顶小学的全家福和我的亲人照片一起，存放在我QQ空间的相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