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卫

我吃过两种不是糯米（我老家黑水凼叫作酒米）做的汤圆，至今难忘。

那年，我14岁，读初一，大年初五，我到六顶山去看望老表，他是我大姑的儿子。六顶山位于汶川、灌县、崇州的交界处，很偏远，我从来没去过他家，甚至没见过他长得啥样子。听父亲说，老表的爸爸，就是我的大姑父，读过私塾，当过教书先生，到他家能借到书看。听说有书看，再远的路我也不怕。

路真的遥远，从早上走到下午三点钟才到达，中午在另一个亲戚家吃的饭。到了老表家，几间茅草屋，房子很矮，黑黢黢的，白天也没有光亮。老表有两个女儿，大的七八岁，小的三四岁，两个小女孩都不敢说话，对陌生人很害怕，两只眼睛滴溜溜地转，直到父亲拿出带的粑粑分给她们，她们才躲到一边猛吃起来，看来她们平时几乎没吃过啥零食。

老表倾其所有招待我们，但表嫂的厨艺太差，只记得晚饭吃的羊肉。因为六顶山地处高寒，海拔1700多米，不喂猪，只喂羊。

川西过年的风俗是，客人如果住宿，第二天的早餐一定是吃汤圆。因为他们垫床的草是茅草，硌背，我睡不好，很早就醒了。约九点钟，老表叫吃早饭，桌上摆的汤圆，是黑黄混色，我看半天也不明白是啥做的，父亲说这是油麦汤圆，很香的。果然，我吃了一个，确实香，但和酒米做的汤圆相比，口感粗糙些。老表说，他们这里没有田，不产酒米和大米，所以做不了酒米汤圆。

饭后，表老拿出一只灰扑扑的木箱子，边角被老鼠啃过，打开发现里面全是书，纸已泛黄。我喜不自禁，选了杨国荣著的《中国思想史》，还有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书是竖排，繁体字。这书我一直没还，几十年后我还带在身边，放在我的书房里。后来，老表到我家，我说还书，他说不用还，他家没人读书了。

那顿油麦汤圆，令我记忆深刻。那几本发黄的书，也让我记住了杨国荣和范文澜两位名家。老表虽然是一介农夫，但读了不少书，是农村被称为书呆子的人。学艺不行，种地也不行，因此家庭经营得也不太好。

老表名叫任年生，这名字好记。可惜了姑父留下的那箱书，不知老表还保存着没有？

1980年春节，我到岩丰沟外婆家走人户。那里大山的西面，就是汶川。外婆外公早去世了，唯有的亲人是二舅母。二舅舅我见过，来我家时，肺病严重，抽烟吐痰，一身难闻，20世纪70年代初就过世了。

二舅母非常喜欢我，还有个小老表，约大我三岁，陪我玩。在外婆家，我第一次吃到了用糯玉米做的汤圆。面粉呈淡黄色，做的汤圆比酒米做的略粗糙些，不那么软绵，也不太糯。

这也没办法，岩丰沟常年气温十来度，不产水稻。那时集体生产，经济收入差，也没钱买米，只能有啥吃啥，没有挑选的余地。

我也就吃过这一次糯玉米汤圆，口感还不错。多年以后，大健康观念流行，我发现超市里居然有糯玉米炒面卖，买了点回家试着吃，再没有童年时吃糯玉米汤圆的香味。

汶川大地震后的第二年，我再去外婆家，二舅母早就下山了，住在南坝子有幺老表家，只有大老表还住在山上。大老表已经70岁了，一见到我，老泪纵横。他说我是唯一一个大地震后到山上看他的亲戚。

激动的大老表问我——你想吃啥？

我说那个糯玉米做的汤圆，还有不？

大老表笑了，他说现在没人种糯玉米了，产量低，现在酒米多的是，哪个还吃那东西，当年穷，是没办法才吃糯玉米汤圆。

虽然现在天天都可以吃汤圆，但是用油麦和糯玉米做的“怪”汤圆，喷香中充满苦涩和无奈，一直让我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