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清

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七八岁时，屯子里有个红白事儿，全家人都会出动，从不缺席。当然，红白事儿的酒席是有区别的。谁家娶媳妇，这些大喜庆的事儿，酒席自然要高一个档次，杀猪宰羊是必不可少的。经济宽裕的，在结婚那晚还会包一场电影，也有的请乡里戏班子热热闹闹地耍两天。酒席是八个凉菜、八个热菜，再煲上一大锅鸡蛋紫菜汤，或熬一锅羊肉汤。桌椅板凳统统是东拼西凑，一家一家搬来的。主事人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大喇叭在门口杨树梢一挂，喜气洋洋的曲子便一波一波地流淌开来。大人们兴奋不已，孩子更是像过年似的。不等父母到现场，我们一群顽童早已进入办喜事的人家。

写账本的桌子摆在房门正中，那阵儿礼金少，大多五元或十元。平日吃的玉米碴子粥、大饼子，难得见荤腥。好不容易赶上一场酒席，大伙儿勒着肚子，前两天就吃得不多，等着喜事那天敞开了猛吃。八个凉菜上桌，只见筷子交错纷飞，生怕漏掉哪样美食。还没吃完，便有人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塑料袋，开始打包。斯文的人眼巴巴地瞅着杯盘狼藉，只能长叹一声。

母亲向来内敛，不喜欢与人争抢。我有些生气，咱也花钱了，凭什么他们可以抢着打包？不是抢吗？我也会。有一次，邻家二姐出嫁，头一天办酒席。母亲叮嘱我要懂礼仪，不要抢吃的，像八百年没见到好吃的饿狼。我点点头，暗地里找了一个塑料袋，和弟弟商量好了，让他看我的眼神行事。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我朝弟弟挤挤眼，弟弟心领神会，站起身，端过面前鸡肉炖粉条的盘子，我“嗖”地一下，撑开塑料袋。姐弟配合默契，半盘子鸡肉粉条稳稳当当地倒进袋子。有人说了一句，妈呀！这两个孩子，我们没吃完呢！我不管不顾，埋着头，抡起筷子，一个字：塞！肚子吃得圆鼓鼓的，一个劲打着饱嗝。还没撤席，我俩手脚麻利，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桌子上剩的油丸子、热菜、凉菜，一股脑儿盛进袋子，在旁人议论中拎着沉甸甸的袋子，支棱着脖颈，扬长而去。为这事，母亲训斥过我。我顶嘴：又不是偷，他们拿，我也拿。母亲说，大家均摊才好，毕竟日子都不宽裕嘛。母亲说得对，后来再坐酒席，大家有商有量，你拿这个，我拿那个，气氛也慢慢融洽了。

后来，生活渐渐有了起色，吃酒席也变文明许多。20世纪90年代初期，十里八村的酒席排面也提升了，出现办席“一条龙”服务，对方自带厨师和碗盘筷子炊具。不过也得有主事的。我已是十五六岁的姑娘，腼腆、内向，母亲不带我，我绝对不去，即使参加酒席，也不打包。那时的席面有了大改观，原来的八个凉菜、八个热菜，增至十四个凉菜、十六个热菜。日子果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海产品也登堂入室，酒席上少了海鲜会被笑话。礼金自然也水涨船高，升了好几级。

辽南一带村屯白事儿酒席稍微逊色一些，但吃得也很丰盛。白事儿，是不是直系亲属不重要，屯里人倾巷而出，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抵对门。在村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纯粹、干净，不管大事小事，都愿意伸一把手。父亲年轻那会儿，屯里红白事儿几乎全到场，肩膀搭一条毛巾，红事儿是红毛巾、粉毛巾，白事儿是白毛巾。父亲常常给大厨当帮手，成了伙夫。东家赏大厨一包好烟，顺带着也扔一包给父亲。大厨吃得好，鱼虾蟹猪肘子，好酒也没少喝，父亲自然也跟着大厨沾光。

千禧年后，乡村酒席又上一个台阶。迁徙进城，参加的酒宴自然多是在市里的大酒店。酒席氛围虽很热烈，却没了乡村酒席的烟火味，举杯敬酒之间多了牵强和敷衍，似乎戴着一层假面具示人。

我还是特别向往农村大席，听着欢乐的曲子，和父老乡亲济济一堂，聊着家常，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吃不了就打包。在村庄大地上，人永远被乡愁、乡音、乡情陶醉，内心激起千层浪。

前段时间，老家的至亲操持小孙子生日宴，我们当天开车回去。整个大院关不住的喜庆气，请的办席“一条龙”服务，街坊邻里该来的都来了。望着伙夫用烧火棍捅锅底的柴火，火苗“毕毕剥剥”响，闻着油丸子、饭菜的香气，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过去，恍惚间，去世的父亲又坐在乡村酒席的灶膛前帮忙烧火，脸上满是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