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眼镜（1948年－2011年）：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常见有一位时髦青年身背帆布包，奔波于达城的大街小巷，他是供电部门的抄表员。彼时，达城居民缴纳电费，供电部门先派抄表员入户查看电表读数、核算应缴费用，居民再按抄表员告知的金额，到供电部门现金缴费。

抄表员叫吴成华，因为他戴着一副眼镜，大家都称之为“吴眼镜”。他是重庆人，毕业于重庆水电学校，身材修长，理着无缝青年式发型。他虽然戴着眼镜，但镜片后的目光平和温润，嘴角满含笑意，十分随和，皮鞋锃亮，气质儒雅，浑身透着松弛感，极具亲和力。尤为醒目的是，他常穿一件咖啡色灯芯绒夹克。

那时，达城街头，青瓦木房鳞次栉比，牛拉车在街巷里缓缓穿行。人们穿衣讲究实用，中山装是男性主流，虽流行黄军装，但多限于知青。吴眼镜却不同，身上那件夹克透着重庆人的时髦，让不少达城人看了直咂舌。

当年，不少铁山林场的重庆知青来到达城，吴眼镜和他们一同带来重庆新潮的服饰风格，街头青年争相效仿，形成以讲派头、重打扮、操大街为特征的风潮，人们将其称之为“操哥”。

抄电表的工作比较清闲，吴眼镜常在闲暇时去茶馆喝茶。茶客形形色色，不乏落魄文人。他常说：“别轻视低谷中的人，他们未来或许成就非凡。”

吴眼镜喝茶极为讲究，必须用长筒玻璃杯。先注入开水，以没过茶叶为度，他称之为“发茶”。片刻后，再用开水冲泡，眼见茶叶在水中上下翻滚，他便凝神屏息观看。此时若有人搭话，他全然不予搭理，非得待杯中翻滚的茶叶归于平静，才肯慢悠悠地回应。

在茶馆摆龙门阵，吴眼镜思想超前、谈笑风生又诙谐幽默，身边渐渐聚集了不少茶客，也结识了诸多好友，尤其与朱二哥、李饭票交情甚笃。朱二哥是基建工程的“揽头”，李饭票是采购员。他们三人均身材高挑，年龄、个头乃至神态都相差无几，结伴走在大街上风度翩翩，回头率极高，达城人便称他们为“三剑客”。他们不以为然，自称是“三学士”，其实是三茶客、三酒客、三烟客。

三人常相聚于茶馆喝茶摆龙门阵，相互打趣，各有风采。《水浒传》中的108位好汉，他们能一口气道出天罡星三十六员、地煞星七十二员的姓名与绰号；历朝历代从夏商周到明清，都能如读顺口溜般按序说全。一旁的茶客唯有静听的份，根本插不上话。他们也常相聚小酒馆，饮至半酣，步履踉跄地相互搀扶着走出。那几年物资紧张，很多东西凭票证计划供应。他们没酒票时，便喝不用酒票的“倔牛儿酒”——此酒由山上野生蕨类植物烤制而成，喝了容易上头。有一回，三人酒劲上来，竟要去通川桥比赛跳水，看谁的胆子大。三人跌跌撞撞地走到桥上，一阵河风吹来，顿时酒醒了几分，这场闹剧才就此作罢。

吴眼镜的酒友、茶友向来不少。有一晚，一位谢姓朋友在KTV唱歌，没钱结账，半夜打电话向他求助。吴眼镜打的赶到现场，替朋友结账之后，又要了十瓶啤酒，二人继续高歌，直至东方泛白。

20世纪90年代初，吴眼镜受聘为歌舞厅经理，整天陪着顾客喝酒划拳，乐此不疲。

进入新世纪，达州滨河路的茶坊兴起，乐蜀阁茶坊成为文艺人士的聚集地，各路文艺爱好者常聚于此喝茶、闲谈，探讨文学与艺术。每天下午，吴眼镜都会到乐蜀阁喝茶，参与讨论，还参加茶友与各界人士联合举办的诗歌朗诵、作品交流、采风等文艺活动。

吴眼镜素来爱好摄影，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购置了数码相机，专注摄影，颇有建树。他是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会员，担任达州市摄影家协会、达州市民俗摄影协会办公室主任，承担了大量组织与协调工作，为达州摄影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吴眼镜于2011年逝世，享年63岁。弥留之际，他喃喃自语：“我是重庆人，我也是达州人。”

甘瞅波：1948年生，大北街人，戴着一副白框眼镜，高度近视的镜片上绕着一圈圈纹路。他看人总爱眯着眼，先凝视，再分辨，最后才细细打量，因这副模样，大家便喊他“甘瞅波”。

小时候，甘瞅波常和大北街的孩子们在大操场玩闹，摔跤、斗鸡、捉强盗、打泥巴仗，或是相约打街架。达城小孩打街架，是旧时流传下来的风俗，也是孩童玩乐与消遣的游戏。两街各七八名小孩对垒，先扔沙包——河沙用纸包起来的游戏，再约到大操场，挖泥巴打仗。

罗黑儿是大北街的孩子王，总赤裸上身，皮肤黝黑，穿扎腰裤子，打街架时会挥舞双拳高喊自己是“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甘瞅波则从家中凉床拆下细竹棍，护在罗黑儿身旁，跟着喊自己是“豹子头林冲”，两人一同参与两街小孩的对垒。十来岁的孩子打街架全凭勇劲，他俩的配合，让当时的大北街小孩因打街架在达城颇有名气。

孩子们的梁山好汉知识，来自金钱板艺人“扯疤眼”。他在茶馆说《水浒传》，声音洪亮，表情和肢体动作丰富，表演时还会加口技，马蹄声、风声、战鼓声等，学得惟妙惟肖，引得满场喝彩。每每说到关键处，扯疤眼便停住，说是休息，一旁帮忙者就挨座收说书钱，客人给多给少，他从不计较。

那时，达城电力不足，夜晚的茶馆，15瓦的灯泡呈暗红色，还总停电，一停电就点上油灯，继续说书。甘瞅波是听书的常客，从不坐椅喝茶，而是站在说书人的小桌旁打杂，借着这点便利，免了茶钱和听书费。

有天晚上，甘瞅波帮扯疤眼张罗收钱，趁着停电，悄悄用两根手指捻了一张贰角纸币，揣进衣兜。扯疤眼虽坐在一旁喝茶休息，眼睛却从没离开过收钱的人，看在眼里却没当场发作。再开说书时，他不停地敲着竹板唱道：“门闷门”——这是说书的特定词语，意思是怎么回事。他反复唱了三遍“门闷门”，突地将金钱板猛拍击说书小桌，抬高声音唱道：“甘瞅波太可恶，电灯一熄摸我贰角。”这句唱词后来竟成了童谣，在达城的大街小巷传开。

20世纪60年代后期，18岁的甘瞅波成人，中等个头，留着学生头，眼睛更近视了，和他说话，他会直勾勾地盯着你，看得人心里发怵。这时候的他，迷恋上了舞蹈，头上插着花，两颊涂满胭脂，嘴唇抹得猩红，在大街小巷边唱边跳，有时还吹着口哨喊：“一二一、一二三四！”挺胸抬头，两眼平视，手臂摆得笔直。有人说他精神失常，有人说他是鬼迷心窍。

甘瞅波身后总是跟着一群小朋友，学着他的样子唱跳。他常会掏出不用糖票购买的宝塔糖，送给那些面黄肌瘦的孩子。这可不是普通的糖果，是驱虫药，外形像小宝塔，口感微甜，是20世纪孩子们童年里的“甜蜜药糖”。

走到凤凰头，甘瞅波在两米高的扇形宣传台上跳得更起劲，台下兴高采烈的观众不停地拍手叫好起哄。他声嘶力竭地唱跳，直至累倒在舞台上。

1969年，甘瞅波参与修建襄渝铁路。住窝棚、打隧道、扛钢钎，手上磨出了血泡，日子过得艰苦。

没多久，民兵团成立宣传队，面向全体职工选拔文艺骨干，选上了就能脱产排练节目。甘瞅波毛遂自荐，说自己唱歌跳舞样样拔尖。考核时，他五音不全，让考官频频摇头，最终落选。

甘瞅波并不气馁，转头就报名参加篮球队。他胸前挂着一枚锃亮的铁皮口哨，自称是“三级裁判”。那时，篮球队正缺裁判，见他十分积极，还带着口哨，便同意他跟着队伍脱产训练。没想到这名半路出家的裁判竟无师自通，吹哨判罚有模有样。

甘瞅波还兼任篮球队教练。在一场比赛中，因裁判判罚不公，他向裁判席提出申诉，但未获回应。随后，他带领队员直接离场，以罢赛方式表达抗议。事后，上级机关对球队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他作书面检讨。

襄渝铁路竣工后，甘瞅波被调到玻璃厂做采购员。他头脑灵活，能说会道，事业干得顺风顺水。

1984年，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波“下海”浪潮席卷全国。甘瞅波毅然辞职，开办公司，成天夹着公文包闯荡，名片上赫然印着“环球公司总经理”，只是这个公司，从头到尾只有他一个人。

后来，甘瞅波去了沿海城市，从此杳无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