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义孟

虫鸣渐歇，路灯熄了。月光透过窗户，一道光影映射在卧室的衣柜上。

衣柜的最里层有并排的两格，一格安放着父亲的遗像，已静静地陪护我十多年；另一格，始终空着——那个空当，盛满了我半个世纪对母亲的思念。

大约三岁的时候，我得了哮喘，病情严重时，气息粗重，呼哧呼哧，像老木匠拉锯的声响。每逢赶场天，母亲便嘱咐父亲为我寻药，中药、西药轮番换。一服药，症状就减轻；一停药，便又还了原。

“没有治到根上啊！”看着咳嗽不止、满脸通红的我，母亲紧锁眉头，不时用脸颊紧贴我的额头，搂着我，在灶屋里踱来踱去。

“幺儿睡觉觉哦，喂——喂——”母亲轻拍我的背，轻声哄着，说睡着了就不咳了。

母亲四处打听止咳平喘的方子。苦心人天不负——听说渠县三汇镇有位“林草药”，专治此疾，便只身百里奔赴。

“急时先平喘，缓时再止咳；平喘是救命，止咳才除根。”先生细细开方，临行一一嘱咐：何草止咳，何草定喘，几碗水、几文火，何时煮、几时服，宜什么、忌什么。桩桩件件，母亲都牢牢记在心里。

三岁的我，自然记不清那些事，个中详略，皆是成年后听邻里乡亲断断续续告知的。如今想来，我儿时患哮喘得以根除，又何止是山间草木的功效？

与母亲之间的记忆，永远停留在我五岁前。我五岁那年，她便长眠于村口朝东的一席空地，一晃，已是半个世纪。

母亲走时，最大的哥哥不足十九岁，三个姐姐分别是十五岁、十一岁和八岁。父亲没日没夜在纸厂做工，里里外外的家务，全压在几个半大孩子身上。

那些年，我饱一顿、饥一顿；早一顿、晚一顿；热一顿、凉一顿，是家常便饭。稍一着凉，便常在半夜里咳嗽不停、呕吐不止。等父亲默默收拾干净，我在朦胧睡梦中，都能听到那沉沉的叹气声，感受到那张忧郁的脸上苍凉的眼神。我仿佛活成了一棵草。

月光从破瓦缝里漏下来，在地面上积了薄薄的一层霜。那时，我偶尔会想起母亲，只是这种思念，总是稍纵即逝。

待到八九岁，我已能独自上山砍柴了。一个雨后天晴的晌午，为拖拽一根悬在竹林中的干木柴，我用尽力气，木柴仍纹丝不动。我便攀上高处青石板，想再试一次。哪知石板上青苔湿滑，我整个人重重地栽倒在石头上，顿时失去了知觉。半晌，头顶剧痛袭来，殷殷的鲜血汩汩直流。我“哇——”的一声，哭出了声来。

哭声惊动了正在地里挖红薯的大姐。大姐的惊叫声被回家吃饭的父亲远远听到。父亲大声地呼喊着我的乳名，疯了似的奔向竹林。昏昏沉沉中，父亲粗糙的手掌湿漉漉地护着我的头，粗重的喘息扑在我的脸上……

“娘哦！——”时辰挪到下午，我从昏沉中醒来，微微一动，便钻心地疼。父亲依旧去纸厂做工，哥哥姐姐都下地忙活去了。没人听见我喊“娘”。长眠在村口的娘，能听见吗？我开始想娘，想她的模样，想她搂着我的样子，可她的模样，却是模糊不清。

踩着岁月的脚步，一溜烟，我毕业工作了。母亲的模样，在日子里愈发模糊。可思念，一日深过一日。等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尤其是抱着小儿子时，像当年母亲搂着我一样，那份对母亲的念想便愈发蚀骨。再后来，父亲也走了，带着无尽的眷恋，去陪他惦念半生的人。

父亲刚走的那几年，我每年甚至每月都要梦到他好多次——不是我念他入梦，就是他托梦于我。我每次都要拼命地记住父亲的模样、言语和动作，生怕再模糊了他的身影。我很幸福，他一直清晰地活在我的心中。

可整整半个世纪，我从未梦见过母亲，她也从未托梦于我。

是我不想她、不爱她？抑或是母亲不想我、不爱我？

从前，我把思念深埋在心底，未曾言说？可我早已以文字倾诉——我不奢求母亲抱抱我、亲亲我，只要能看清她的模样，就很知足，就会感到很幸福。可母亲依旧不曾入梦；我甚至笃定：只要梦中出现一位老婆婆，那一定是我母亲。可年岁渐去，母亲依然杳无音信。

时间深处的记忆，总是让人心酸。这几年，我梦见父亲的次数也渐渐少了。每每深夜醒来，我都百思不得其解；是双亲忘记儿女了吗？看见身旁熟睡的妻儿，多少个日夜，我只是默默地背过身去，任一腔思绪翻涌……

直到某个周末的午后，我漫无目的地穿行在闹市，一段旋律悄然飘来，我静静驻足，良久。就在那一刻，半生的念想与酸楚，终于找到了落脚处。

今夜，月光又悄然漫过衣柜，那空着的一格，从此不再空缺。旋律似乎又在耳畔响起——在这个清寂的月夜：

如果天堂真的很美

我也希望妈妈不要再回

怕你看到历经沧桑的我

会掉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