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寨
又是一年清明，细雨纷纷。
我站在娘的坟前，焚化的黄表纸灰，在山风微拂下打着旋儿飞向远方，仿佛要追上那个早已化作尘埃的人。我掐指一算，娘离开这个世界已整整十二年了。2014年5月6日，娘化作了山川大地的一颗尘埃，也就是从那天起，我生命里最柔软的那一块，永远空了。
世人都说我娘长得丑，黑黑的脸庞上长满了皱纹，单眼皮的眼睛像两条细缝，常年劳作使她的背驼得像一张弓。
娘的前半生，是浸在苦水里的。新中国成立前，她出生在一个贫穷人家，小小年纪就被送去当童养媳，在婆家受尽了冷嘲热讽和劳累。新中国成立后，那户人家无情地将她退婚，娘一下子便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她就像一片被风吹落的树叶，在人世间漂泊，直到遇到我的父亲。
父亲是个老实人，前妻早逝，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父亲没有嫌弃娘“丑”，只是轻轻说了一句：“你要是愿意，就跟我过吧。”就这一句话，便成了娘一生的依靠。
娘和父亲结婚后，又生下姐姐和我。加上要赡养年迈的奶奶，一大家子八张嘴，全靠父母在贫瘠的土地上刨食。娘从此把自己当作钉子一样钉在田地里，天不亮就扛着锄头出门，直到天黑才带着满身的疲惫回家。
娘勤俭持家，从不乱花一分钱，也不与左邻右舍发生口角，哪怕被强势的妇女欺负，她也只是默默地忍着，转过身就把委屈咽进肚子里。她常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她的和气，不是懦弱，而是历经苦难后，沉淀下来的宽厚与善良。
闲暇之余，娘常说一句话：“下辈子变狗的话，也要变成城里的狗。”我不懂，问她为什么。娘说：“城里的狗还能捡骨头啃，乡下的狗，连骨头都见不着。”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娘的愿望，从来不是为自己，而是希望我们能飞出大山，不再过她那样的日子。于是，在娘的悉心教诲下，我拼命地读书。我太渴望走出这穷乡僻壤了，我要让娘抬起头来，让人知道——她的儿子总会有出息的一天。
终于，我考上了大学，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消息传来那天，娘坐在门槛上哭了很久。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个偏远乡镇的初中教书。第二年，儿子出生。教学任务重，妻子又要上班，我只好开口求娘：“娘，能不能来帮我带带孩子？”娘二话没说，第二天就背着简单的行囊，走了四十里山路来到学校。从此，她成了孙子的“专属保姆”。
闲不住的娘，开始在学校捡废品。有些老师便对我说东道西，有的老师甚至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看你那个妈哟……”话虽然不多，但深深地刺痛了我。还有人说我没有给娘拿零用钱。我把听到的这些话讲给娘听，娘像做错了事的小孩子一样。“娘不是给你省钱……就是闲不住。一不偷二不抢，别人说就让他们说去吧。”娘的声音轻得像蚊子。
有一天，儿子突发高烧，满脸通红。我背起儿子就往医院跑，娘一路跟着，脚步踉跄。到了医院要交费，我摸遍全身才发现——忘带钱了。那一刻，我慌了，可娘没慌。她颤抖着手，从贴身的内衣里掏出一个手绢包，一层一层地打开，里面是一叠皱巴巴的零钱，全是她捡废品换来的。“拿着，快去交钱。”她说。我接过钱，抬头看她。她头发花白，脸上沟壑纵横，眼神却十分坚定。那一瞬间，我真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
后来，我调到县城工作，娘也跟着进了城。城市对她来说，很陌生。城里高楼林立，远没有乡下开阔，爬上爬下没有乡下方便，车流吓得她不敢过马路。她不会开电视机、燃气灶，甚至连防盗门都不会反锁。2008年汶川大地震那晚，她坚持要我打开防盗门：“万一地震了跑不出去咋办？乡下的挂锁一拉就开。”我们教她好多遍，她还是记不住。最后，我只好在防盗门上加装了一把老式挂锁，只为让她安心。
娘虽然进城了，但依旧改不掉捡废品的习惯。妻子看不惯，多次当着我的面发脾气。我无奈，只好趁娘不在时，把废品全扔了。可没过几天，床底下又堆满了纸板和塑料瓶。原来，她趁我们上班时，悄悄把丢掉的东西又捡了回来，藏在床下。我看着那些废品，又看着娘局促不安的样子，心里五味杂陈。娘的勤俭已刻进了骨子里，我们无法改变。从那以后，我不再阻止娘捡废品，而是每天下班后，及时帮她把废品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掉。
娘大字不识，却记得自己上过几天夜课班。她说：“要不是我上过几天夜课扫盲班，恐怕到现在连一二三都认不得。”她总是叮嘱我和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为了防止娘在卖废品时收到假钱，我还特意教她识别钱的真伪。娘学得很认真，把我教的方法记在心里，每次收到钱，都要仔细地摸一摸、看一看。
可老天没让娘看到孙子长大成人。娘走得很突然，高血压造成的心梗，让刚满80岁的她在夜里突然离开了人世。
娘走后，我在她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一个布包。打开一看，是一堆零钱：一分、一角、一元、五元……我一张张地数了半天，总共六千多元。那是她一生的积蓄，不是存款，是捡了无数个瓶子、翻了无数个垃圾桶、走了无数里路换来的。而她生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死了，不要花钱修墓，省下来给孩子读书。”我跪在她的灵前，嚎啕大哭。不是因为失去，而是因为——我竟一直以为她在“丢我的脸”，却从未看清，她是在用命护我周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