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到了，我又想起了母亲，想起了与她共度的那些岁月。那些深深浅浅的日子，像一条河在心底安静地流淌。

记忆里，永远有一幅画：清晨的阳光温柔地洒在山路上，路边的野花开得烂漫，母亲挎着那只干净的单肩帆布包，匆匆走在通往学校的山路上。时间于她，仿佛永远不够用——学校里的学生，田里的庄稼，都是她放不下的牵挂。记忆中的母亲，永远在赶路，永远忙碌着。

母亲留下的照片不多，我却至今珍藏着一张。照片上的她梳着两条乌黑发亮的长辫子，剪着齐齐的刘海，瓜子脸，嘴角含着浅浅的笑意，文静而秀气。那是1974年，母亲在三汇高中毕业时的留影。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总觉得时间就停在了那一刻，停在她最美好的年华。

高中毕业，母亲当了民办教师，也是我的启蒙老师。五岁那年，我跟着她去了学校，她教我们语文、数学，也教音、体、美。虽然我是班上最小的学生，母亲对我却格外严格。她常说，不能因为是教师的孩子就搞特殊，学习上、品德上更要起带头作用。

父亲是放映员，长年在贵福片区放电影。家里的农活，全落在了母亲的肩上。从我记事起，每天天不亮她就起床做早饭。等我和弟弟吃完饭，催着我先去学校，她还要洗碗、洗衣、打猪草。去学校的路上，她总是小跑着，那只干净的书包里，除了教科书、备课本，还有一把粉红色的梳子——她常常一边赶路一边梳头。农忙时节，她更是忙得脚不沾地。

我们家住在铜鼓寺的寺庙里。院子分上、中、下三殿，院坝铺着青石板。包产到户后，每家分了一块晒场，寺庙里住着将近一百口人。傍晚是院坝最热闹的时候，连枷声此起彼伏，母亲总是最后一个收工。有一回，她忙完别的活计回到院坝，别人都散了。月光下，她一个人挥着连枷，蹲下身子翻抖藤蔓，用耙子把外壳扒到一边。怕看不清，她点上一盏马灯，橘黄色的灯光映着她瘦削的脸和单薄的身影。我坐在台阶上陪着她，盼着她快点忙完，不知不觉打起瞌睡，弟弟早已在家里睡着了。直到夜深，母亲才收拾停当。回家煮了面条，只放点盐和醋，弟弟被她抱在怀里，闭着眼睛吃，母亲疲惫又心疼的样子，直到现在我仍记得清清楚楚。

因为忙，母亲总是稀饭就泡菜。家里有七八个泡菜坛子，装着大蒜、泡萝卜、长尾葱、团葱、洋姜、酸菜梗，洋姜最多。那时候山里人家都穷，几块钱的学费也缴不上。洋姜收获的季节，有家长对母亲说：“芙蓉老师，我拿点洋姜抵学费行不？”善良的母亲总是答应，她也因此赢得了家长们的敬重。

母亲很爱美、爱生活。她有好多漂亮的衣服，只是在上课、开会、外出时才穿，一回到家就换上劳保服。母亲喜欢给我们姐弟俩照相。邻村有个照相师傅，农闲时走村串户，每次他来，母亲就把我和弟弟收拾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我们或站在坝子里、竹林下，手拉着手，或各捧一束塑料花，母亲就站在对面，笑盈盈地望着我们，像在欣赏一件艺术品。那些照片被她镶在玻璃相框里，挂在堂屋墙上，成了我家最亮眼的装饰。

1984年下半年，母亲嫌老房子太窄，和父亲商量后，花五百块钱买下集体空置的房子。母亲费了不少心思把房子弄得牢固又漂亮，远远地隔河都能望见。家门口是一条大路，邻村赶集都从这儿过。母亲说，在楼下开一家小卖部吧，方便乡邻，也能贴补家用。寒假里，她和父亲搭起货架，摆上针头线脑、烟酒糖、火柴肥皂、洗衣粉，过年还添了草纸、鞭炮和五颜六色的气球。

开小卖部，母亲更辛苦了，进货要去十几里外的贵福镇，全靠肩挑背驮。我曾和她去过一次，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一个多小时后到了镇上。母亲拿出头天晚上理好的货单，一家家询价、选货、付账、装货。为了早些回去，她在街边给我买了两把麻花和一个锅盔，就匆匆往回赶。我跟在她身后，走累了就耍赖不肯走，母亲对我说：“你慢慢走，我在前面歇着等你。你现在好好读书，将来才能走出这座大山。”

1985年，春季开学，母亲去柏水乡中心校开会，回来时背着几十本教科书，路过一个村子时被狗咬了。她后来说：“听见狗叫，我吆喝了两声，手里没有东西挡，又要护着书，躲不开。那恶狗从后面咬住我的小腿，撕了个大口子，血把裤脚都染红了。”

1986年春天，刚开学不久，母亲开始头疼，吃了头痛粉也不管用。县医院确诊是脑部恶性肿瘤，因为治疗费用太高，她放弃了去大医院做开颅手术，转到了鲜渡区医院保守治疗——吃中药，用西药止痛。母亲在医院里，想念我和弟弟，我们先后被带到医院去见了她一面。她叮嘱我们在家要听外婆的话，说她很快就能回去。我和弟弟像小大人一样，在外婆和奶奶的操持下，放学后割猪草、煮猪食、喂猪，下半年还卖了一头肥猪。当外公把我们喂猪积攒的钱带去医院给母亲治病时，她大哭了一场。

冬月里，离开家近一年的母亲终于回来了，我和弟弟甭提有多高兴。

母亲脸色蜡黄，裹着厚厚的军大衣，身体愈发瘦削，空荡荡地撑在衣服里，脖子上围着围巾，走路都要人扶。肿瘤压迫着神经，她的视力模糊了，声音变得尖细，记忆和反应也大不如前。她最开心的时刻，是我们放学后去看她，陪她说说话。母亲的头痛发作得越来越频繁，有一天，我刚进堂屋，就见母亲头痛又犯了。她头上冒着汗，紧咬牙关，痛苦地呻吟：“老刘，我的头像有人拿铁棒在敲啊……”那时候我还不懂，母亲每天都在和病魔搏斗，和死神赛跑。我还盼着过年，盼着她的病好起来，盼着穿新衣服。

1987年，腊月二十三早上，父亲去村里开团年会。外婆一大早就来了，母亲精神出奇地好，她对外婆说想吃汤圆。快到中午时，我们在院子里玩耍，突然被外婆叫回家。母亲看着我们，气若游丝，嘴唇翕动着，却再也说不出话。我跪在母亲床前，不敢摇她，怕弄疼她，只是哭喊着：“妈妈！妈妈！我是你的小利，你看看我，你不要走，我再也不要新衣服了……”母亲的目光停在我的脸上，手微微动了动，想抬起来摸摸我的脸，却没有了力气。她的喉咙里发出细微的声响，嘴角抽动了一下。她看着我，又望向门口，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她终究没能等到父亲和弟弟回来，在我的哭喊声中，她离开了生活了三十三年的人间。

……

如今，母亲离开我已经三十九年。回忆很疼，母亲离世时，脸上的泪痕像是一道疤烙在我心里。我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后，更明白了母亲的心痛和不舍。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正在老家的菜园里摘菜，抬起头时，看到母亲衣衫褴褛、面容憔悴地站在田坎上望着我，我心如刀绞，泪如泉涌，心疼地问：“妈妈您怎么了？为什么会穿成这样？”醒来才知是梦。那年春节，我给她烧了好些纸钱和纸衣，我要让爱美的母亲永远漂亮地活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