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仁春

那是一个平常的夜晚，刘院长突然给我打电话时，才知道患尿毒症的二婶，已有一周多时间没有去医院做透析了。二婶当初得病时，刘院长就给我打过电话，希望我及时劝二婶不要放弃透析，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我猛然想起，二婶做透析后，我因工作和生活琐事，再也没去看过她。这一转眼，已经两三年了。

听说二婶每周二、四、六定时到医院透析，每次上机透析的时间得四五个小时——在这四五个小时里，二婶躺在病床上，眼睛瞪得溜圆，直勾勾地看着血液在明亮的透析管里流淌——从身体里流淌进透析机里，又从透析机里流淌回身体。插上透析管，二婶便是一阵刺痛酸胀，并伴随胸闷心慌、发冷乏力……各种不适的症状接踵而来，让她十分难受。她始终想不明白：人的血液怎么能全部从身体里抽出来呢？人的血液可以像水淘米一样清洗过滤吗？这让她不可抑制地紧张害怕，甚至是深深的恐惧，但她无法逃避却又无可奈何。

随着一天一天、一周一周、一遍一遍地透析，二婶逐渐麻木了，她不再看那些管子，而是东张西望，更多的是看着天花板出神。她既不会玩手机，也不善言谈，只是一个人默默地躺在那儿，哪儿也去不了，什么也干不了，身体和灵魂都像被困住了一样，被困在一次次无尽的透析里，被困在透析时那份无聊的寂寞里。唯有她回忆的思绪，像那循环流淌的血液，反反复复地过滤，过滤着那些过去的时光。

二婶太平凡了，一辈子没念过书，一辈子没出过远门，一辈子只会种庄稼，就像长在山坡上的野草，无人在意，兀自活着。在她的时间里只有早晚和四季轮回，在她的世界里只有田地、庄稼和牲畜。孩提时的我们，在月下乘凉或围炉烤火时，常常听她生动形象地讲那些鬼怪故事；她总是在吃饭或睡觉时，喋喋不休地骂闷闷的二伯……她的一生无波无澜，生活枯燥单调，日子重重叠叠就像只过了一天。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二婶几乎总是在夜幕降临时，偶尔也有些星光，她背着像一座小山的柴草，如蜗牛般缓缓地拖着一团黑影，呼哧呼哧地在我耳边响了几十年。二婶的胃口似乎一直很好，只是忙起农活常常忘了吃饭，她总是用比脑袋还大的碗，满满盛上一大碗米饭、汤菜，放上盐、糖、酱、醋等，调出我们无法下咽的味道，她却吃得津津有味、幸福无比……

关于二婶的记忆，仿佛是在那个天空灰蒙蒙的午后，迷茫而遥远，又像是寒冬夜灶膛里柴火燃尽时的温暖。

刘院长的这个电话，让我既羞愧无比又茫然无措，我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劝劝二婶。二伯耳聋了几十年了，根本无法交流；堂哥憨厚得像个小孩，一直独自在外务工，连二伯八十大寿都不曾回家；只能给堂姐说说二婶的情况，但我从来没有她的电话号码，他们家的事全都是堂姐夫在负责张罗。

难道给堂姐夫打电话？可是我并不知道二婶为什么不去做透析，我怎么跟堂姐夫说？他不仅要照料年迈体弱的二伯二婶，还要托举其儿子那个嗷嗷待哺的小家，而他自己也是高血糖……可是，我也只能拨打堂姐夫的电话。

我春节前回老家时，路过二婶家，看见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门前出神，身体裹在厚厚的棉衣里缩成一团，灰白的头发下是一张黑得没有血色的脸。当我和妻子喊二婶时，她惊愕了半天才认出我们，便咧开没有牙齿的嘴、一双眼睛顿时弯成了月牙儿——老态龙钟的脸上露出像孩子一样灿烂的笑。我看得出来，她是多么想我们能和她多待一会儿啊。

再看见二婶，是过春节的时候，堂姐堂哥都回来了，亲戚都去了二婶家，人很多，很热闹，二婶却一个人默默地躺在暗淡的房间里。离别前，我去房间里看望二婶，拉了拉她几乎没有体温的手，她紧紧地蜷缩在被窝里，像小孩一样可怜巴巴地反复说：我不去医院了，我不去做透析了。她压根儿不听我们在说什么，我一时有些哽咽。

春节过后，听父亲说，二婶去医院做透析了，仍是堂姐夫在照料……

二婶那些浅淡的生命时光，或许并不美好，只是回忆透析了过往，让平凡的时光保持着生命的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