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富顺

时光匆匆，父亲离开我们已有二十一个春秋。每逢父亲生辰与忌日，往昔点滴总会涌上心头，他慈祥的面容仿佛就在眼前，亲切的呼唤与谆谆教诲在耳畔久久回响。

父亲生于1923年，故里是大竹县双河乡地母村花生寨坎下的农家小院。小院聚居着四户祖辈四代堂亲，一间简陋瓦房，便是他降生之地。父亲在家中排行最小，上有两位兄长、两位姐姐。父亲六岁那年，祖父因病离世，兄长成家分居、姐姐相继出嫁，家中只剩他与裹着小脚的祖母相依为命。

家无顶梁柱，日子举步维艰，全靠租种地主田地、祖母纺棉线换钱勉强度日。父亲小小年纪便懂得体恤，主动分担家务，做力所能及的农活。他天性善良、乐于助人，更怀揣着对读书的渴望。村里私塾近在咫尺，却因家贫无力求学，他便背着猪草筐，在教室窗外旁听，归家后以石板为纸、石灰为笔，刻苦习字。年少时帮邻里老人上树砍柴，不慎跌落摔伤腰背，落下微驼的印记，乡邻虽戏称“驼背”外号，却也藏着对他忠厚品性的熟知。

1946年，战乱不休，国民党四处抓壮丁。时年二十三岁的父亲，正筹备与母亲黄六秀的婚事，却不幸被抓。祖母心急如焚，邻里纷纷相助，提议由二伯顶替。众人认为二伯年长，或许能被遣返，未承想二伯就此入伍，音讯全无。

父亲如期与母亲成婚，二人相濡以沫、勤俭持家。租种的田地经悉心耕耘，丰年交租后尚有结余，一家三口安稳度日。可安稳转瞬即逝，次年冬日，母亲生我时难产离世，家庭再度陷入绝境。九个月后，经人介绍，父亲与后母周秋玉成婚，携手撑起这个家。

1949年，大竹解放，家乡迎来新生。区划调整后，家里划归高滩乡齐心村。父亲因自学识字，被选入工作队，积极投身征粮、清匪反霸与土地改革，认真宣讲党的政策。在组织的培养下，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选乡农会代表，脱产投身工作，扎根基层。

1958年，父亲奉命调往万源县万坪铁厂，次年转至达县专区石庙煤矿。矿区条件简陋，党委办公室仅他一人，身兼数职。他常陪同领导巡查工区安全生产，统筹各类行政事务，经常熬夜伏案撰写材料，毫无半句怨言。工作之余，他带头参与建厂、开荒劳作，凡事身先士卒。为迁坟建厂，他主动沟通协调，亲自抬棺，深得乡民感激；暴雨冲毁木桥，他与同事扎筏运粮，不慎落水，幸得众人相救。

1962年，厂矿调整精简，父亲返乡任公社文书，直至退休。他从不计较得失，常感念党恩：“是共产党救了我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

父亲一生忠厚朴实，是一名初心不改的老共产党员。他爱岗敬业、淡泊名利，热爱故土、治家严谨，用一生的坚守与担当，诠释了何为好党员、好父亲。这份风骨与深情，永远镌刻在我们心中。